在亚洲，中国革命和越南抗法战争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干涉，朝鲜半岛的南北冲突变成了有几十万美军投入的战争。此后美国还大规模地持久从事越南战争，最终彻底失败。在中东和非洲，阿以冲突、原先由英法统治的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多以及1960年在比利时殖民统治结束后爆发的刚果危机之类事态，导致美苏两国作为对手竞相介入，并且大力谋求扩展各自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美国于1954年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为旗号，颠覆了推行社会改革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0年起又打着同样的旗号大力反对古巴革命。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冷战在拉丁美洲终于达到最极端的形态。10余年后，业已大为增强的苏联“远程权势投射能力”与当地原因相结合，导致美苏冷战在非洲达到了一个新高峰：随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崩溃，加上安哥拉独立运动的分裂，美国和苏联（连同古巴）各自支持一派大打内战，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领土战争，导致苏联（连同古巴）以巨量装备和近两万名军事顾问帮助埃塞俄比亚作战，美国政府却主要由于国内的“越南综合症”而未能作足够有力的干预。总的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冷战的起源实质上是相同的：当地出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激进运动（不管是否由共产党领导），美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名义加以反对和干涉，结果促使这些运动寻求苏联的支持，或者加强同苏联的已有联系，苏联则试图借此扩展自己的影响，于是形成了美苏在那里的对立。至于中东和非洲冷战的起源，大致是老殖民势力急速衰落或瓦解导致美苏两国力图填补“势力真空”，从而在那里形成它们之间的竞争格局。
    如前所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紧张程度是起伏变化的。有过几段比较缓解的时期。从1953到1956年，由于欧洲领土和政治现状大致稳定下来，加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以及西欧国家的缓和意愿对美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对抗的气氛有所缓解。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晤，苏联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渐出现了持续时间长得多、成果也多得多的另一段缓解时期--被普遍称作“缓和”的时期。在核军备控制领域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以及1972年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欧洲正常化”是这段时期里缓和的中心内容。西德在美国半心半意支持下推行的“东方政策”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呼应，由此导致了苏联一西德条约、波兰-西德条约以及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直至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欧安会）。欧洲现存国际边界得到了西方的正式确认，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为此表示同意保障人权和人员、信息的自由交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美苏两国都需要通过缓和来减轻军备负担和获得贸易好处，创造有助于它们各自对付第三方（对美国来说先是中国，后是北越，对苏联来说始终是中国）的某些条件，并且都希望通过缓和来限制或削弱对方。然而，军备控制领域和欧洲的缓和未能掩盖美苏在欠发达世界的争夺、对立和竞争。
    苏联的瓦解大致地说是美苏冷战的终点，更是全部美苏关系的终点。它与美苏关系的起点十月革命一起，构成20世纪里两个极其引人注目、并且头等重要的事态。苏联多年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美国的干涉、不承认和遏制造成的困难，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相反，苏联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大、其超级大国地位得到美国正式承认之际，却是它开始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趋于衰亡之时。一盛一衰，其远因众说纷纭。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人应当可以感觉到，整个西方在20世纪前半叶持续动荡，危机迭起，战祸横生，而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主导下相对稳定繁荣，这1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走向同苏联的国运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而且，在20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基本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最终无法适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深刻变化。苏联瓦解的某些较近的原因明显得多，其中与美苏冷战相连的主要有：（1）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维持东欧势力范围的高昂经济代价以及在亚非拉三大洲广泛介入、干预和干涉的巨大成本，大大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且因此助长了苏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2）冷战环境和冷战思想的束缚严重损害了通过改革尝试纠正体制弊病的可能性，许多这样的弊病实际上甚至被苏联领导人当作为对付美国并与之竞争权势所必需的，或者说它们反而被当作苏联力量的源泉；（3）在冷战的间歇--“缓和”时期发展起来的美苏人员、信息、文化交流，同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交流一起，缓慢但有力地影响了苏联社会；这种影响虽然不能说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危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苏联存在最后几年里该国政治中的主流势力对待体制危机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否定苏联体制，继而取消苏联。就此而言，在所谓“公开性”口号和“新思维”理论的指导和辩解下，戈尔巴乔夫施行的脱缰似的国内政治变更，连同一样快得无法控制的外交转型，构成了苏联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似乎在于，它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场有世界范围巨大影响的美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在其中，苏联式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彻底失败，而且大概是永久性的。这一结局证明了杜鲁门在卸任前夕以政客的夸张语言和强烈的美国意识形态倾向表述的一种信心，那是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世界秩序观念最后赢得美苏冷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原因：“随自由世界愈益强大，愈益团结，并且对铁幕两边的人们愈益具有吸引力……苏联世界发生变革的时候定会到来。”[2]（p.495）这一结局更证明，原先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没有既积极又稳妥、既足够深入又不过头的改革，就无法经久生存下去直至其光辉的未来。实际上早从威尔逊和列宁起，这场多半取决于能否赢得人心的竞赛就已开始，然而二战结束后它是在总的来说对苏联不利的基本环境中进行。美国领导的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体系拥有综合优势，而且到80年代已变得相当悬殊。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活力和巨大财富，在此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力量，较为开放和较为多样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突出并传播得越来越广泛的西方人权价值观，大致基于互利和协商、因而较有凝聚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所有这些挫败或扼阻了苏联势力的扩展，同时又相对于苏联制度“表示了一种引人的替代”[8]（p.114）。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19世纪初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格局越来越趋于极化的结果；反过来，冷战又作为基本原因，使这极化趋势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在世界政治的多个重大问题领域和多个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显著的美国霸权。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的比较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样首先出于冷战需要而由美国促其起步的中西欧一体化，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还有，从安全和战略上考虑，源自冷战军备竞赛、并且扩散开来的远程战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时期中近东问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历来已久的高度不易受伤害性。而且，用一位大战略史家的话说，由于承担了保护许多盟国的义务，美国就由二战前的一个“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9]（pp.173～174）。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