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源流
    尽管学者们一致同意美国革命自己的“内在逻辑”对于美利坚共和国的形成与发展有决定因素，但他们在如何看待美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一个中心、两种观点。在这里，“中心”问题就是：“美国革命的革命性到底有几分”；（注：George Athan Billias,ed.,The AmericanRevolution: HowRevolutionary Was It?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0,thirdedition.）“两种观点”，即保守主义的观点与激进主义的观点。不过两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作为自己的参照，从而在北美殖民地内部寻求诸如贫困、阶级分化与斗争、内乱、暴动、腐败等因素。
    的确，美国革命素来缺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气氛，它甚至更类似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注：Maurice Cranston,“The Radicalism ofthe American Revolution（ Gordon S.Wood） ”，TheAmericanSpectator,25,no.4,（April 1992）：68-69.）：革命者温文尔雅，“头发扑满香粉，身穿宫廷及膝短裤”；在革命期间，也没因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火烧城池或者监狱暴动。尽管六十年代之后美国早期史领域出现了一批“新左派”史学家如斯多顿·林德（Staughton Lynd）、阿尔福雷德·扬（Alfred Young）、杰瑟·莱米什（Jesse Lemisch ）等主张“自下而上”地从那些默默无闻的大众角度来重新审视美国革命，力图挖掘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社会里积蓄的不平等性和对抗性，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的套路。而这种做法遭到了克拉克大学巴罗（T.C.Barrow）教授的抨击，他指出如果真要做革命比较的话，美国革命应该同其他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模式相比较，因为法国革命首先是一场破坏性的革命，是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张力的结果；而北美殖民地革命的首要任务则是建设一个健全的新社会。思想史学派大卫·拉维乔伊（David S.Lovejoy）也认为18世纪的北美人民并没有为他们之间的平等问题而不安，因为它不是当时社会的突出问题。两位学者的论述较好地解释了为何革命的口号是“自由与财产”，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与平等”，也不是民主革命中的“自由与民主”。
    这也正是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戈登·伍德（Gordon S.Wood ）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91）一书中力图传达给我们的观点：是美国革命“把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及最现代化的国家。”（注：〔美〕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部分，第3页。）戈登·伍德（1933 -）是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22-）的得意门生，而后者正是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中的独树一帜的一代宗师，所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The IdeologicalOriginsoftheAmericanRevolution,Cambridge,Mass.,1967 ）在荣膺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的同时，也奠定了“思想意识派”或“共和修正派”的基础。伍德在其师开辟的大方向上紧随其后，治史成绩斐然。在1967年贝林推出《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后的第二年即1969年，伍德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1776-1787》（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New York,1969）也得以付梓，1970 年荣获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并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和约翰·H·邓宁奖， 一时间名声鹊起，当时伍德正值36岁壮年。在随后的22年中，伍德耕耘不辍，不负重望，终于在1991年推出了《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再次引起史坛轰动。在它宏大精深的内容与思想体系面前，有人欣慰地感叹，如此长久的一段等待是非常值得的。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元老、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埃德蒙·摩根（Edmund S.Morgan ）在《纽约书评》上如此评价：“这本书可以重新指导人们对美国革命和这场革命在全民意识中的地位作出历史性思考”。（注：Edmund S.Morgan,“The Radicalism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by Gordon S.Wood”，The New York Review ofBooks,39,no.9,（May 14,1992）：23-25.）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布什曼（Richard Bushman）的评价更高：“此书构思宏大， 论证缜密、汇集了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精粹，它有可能成为研究1776年（美国）革命对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一部权威性巨著。”
    在这本《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伍德在大方向上坚持并遵循着贝林的研究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伍德继续强调思想意识的变迁给美国早期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意识所暗含的深意，美国革命的性质才可以得到最终的解释。伍德先是批判了新旧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和方法过于局促，僵硬，过于迷信阶级分析以至于“犯了时代性的错误”，继而又指出“和谐史派”在努力将美国革命描述为一场思想文化的或宪法原则上的斗争时所犯的不足，即该派忽视了在宪法原则的表层下面有着更多关于“权力与自由、美德与腐败”的新兴思想的成长。（注：Gordon S.Wood,“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Search of Early America,p.75.）正因为这些新兴的思想处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与之融汇贯通，最终形成了“思想意识”。
    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历史学者承认思想意识是美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动因，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定势，将思想观念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物质基础区别开来。在谈到“社会”一词时，思想意识反而被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这些历史学家们或诉诸“上帝的旨意”，或寻求政治上、宪法上、经济上的蛛丝马迹，因而也很难想象得到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而思想意识的变迁正是这场社会变革的真谛。布尔斯廷甚至提出“没有信条的革命”这一观点，认为美国革命只不过是殖民地为了维持在不列颠体系中长期以来享有的自由权力的一场运动。所以在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詹姆森（Franklin Jameson）提出美国革命应是一场社会运动时，就已遭到随后历史学家的驳难。 （注：J.Franklin James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Social Movemen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0），转引自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It?pp.104-105.）那么思想意识派又是受到什么启发而着手研究思想意识对于美国革命的重要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