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这一部分里，伍德的研究表明，革命者在共和主义阶段中所持有的那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大大超过了美国人民所能达到的程度，只不过是国父们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思想而已。共和主义是那么的“大稳定，泛滥成灾的危机论，缺少灵活性，……几乎没有成功的经验”。（注：John R.Howe,Jr.,“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Political Violence of the 1790s”，American Quarterly,vol.XIX,Summer1967,no.2,p.165.）早在1776年秋季亚当斯已经觉察到“有如此之多的腐败，即使我们的共和国仍处在襁褓时期。”有人如此评论：“美德，正如人所知道的那样，
    是一种脆弱并稍纵即逝的财产”。
    （注：Edmund S.Morgan,“The Puritan Ethic andtheAmericanRevolution”，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p.90.）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美德”的真实性又被打了多少折扣呢？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阿兰·泰勒（Alan Taylor）对18 世纪九十年代的纽约选举情况作了个案研究，结果发现共和主义的口号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真正渗透到人们头脑里去，而个人的庇护、私人的利益等仍然是实际上左右人们行为方式的力量。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利益。早在革命初期，集团的、地域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就已是此起彼伏，显露出冰山的一角。利益是共和主义高尚、勤俭、大公无私这些理念最大的敌人。日益蓬勃发展的商业在使人们获得财富的机会增加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甚至冲击着共和主义者企图建构的那种精英式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这种趋势在革命者眼里无异于洪水猛兽，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股巨大的能量正是革命的共和主义所释放出来的，他们更没意识到一场更加激进的社会变动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
    面对席卷而来的社会竞争与个人主义，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哀叹的是革命的失败；而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却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发出由衷的哀叹，哀叹过去那种“纯粹的共和主义风格”一去不返了。（注：Joyce Appleby,“The Radical Recreation ofthe American Republic”，WMQ,3[rd]Ser.,vol.LI,no.4,October1994,p.681.）大多数人在社会纷繁的变化面前抱着一种倒退的历史观，认为美国人正在逆文明进程而发展，从文明社会的彬彬有礼倒退回粗野无礼的野蛮时代，似乎到处都酗酒成风、暴力与骚乱共天下、自私自利畅通无阻……（注：Gordon S.Wood,ed.,The Rising Glory ofAmerica:1760-1820,George Braziller,New York,1971,p.14.）他们痛恨民主制，因为“民主败坏国民的道德，吞噬他们的自由”，并将这一切世风日下和群众骚乱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比如约翰·亚当斯“疯狂努力”在共和制与民主制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约翰·昆西·亚当斯则在1800年翻译了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作品，将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作了褒贬区分。伍德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后人才得出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印象，即美国革命是严肃和保守的，而法国革命则是混乱和激进的。
    但这些作法丝毫没能阻碍民主的胚胎从共和精神中孕育而出。比如，平等的观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革命者曾用它来砸碎君主等级制度，这时也成为了美国革命的第三阶段中最激进和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并且，在平等观念铲除共和主义者头脑中的“贵族式的精英”思想的同时，商业和利益也促使“普通美国大众放开手脚，获得解放和追求幸福”的行为合理化了，“美国民主制的潜在的利害关系和积极进取的力量第一次清楚地显现出来”。尽管当时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一片闹闹哄哄，天下人来来往往皆为了蝇头小利，但实际上这就是美国革命层层递进着的一套极为严谨的逻辑，即共和主义的破产和民主社会的诞生。在民主制下，民众以平等为理论后盾，日益要求参与政府的实际操作并因此形成了政党的雏形--“利益集团”，如“技工会堂”、“费城十九人委员会”，这标志着对“群氓”的世界观的摈弃。这种个人利益的观念成为美国人的信念，它又连锁性地导致了一系列变革：对共和主义领导人所谓“贤明美德”与“公平执政”的深深怀疑；对贵族和精英悠闲生活的猛烈抨击以及对劳动和商业的歌颂；对民主化任职的改造、政治党派的合法化以及政党分赃制、轮流担任公职、现代预防机制、独立司法制度等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创设。美国现代社会的模式和特征在这一时期大体上得以奠定。
    此外，伍德还在“民主制”部分阐发了对美国民主制的诞生原因的新解释。众所周知，边疆史学派鼻祖特纳（Frederick J.Turner）将美国民主的产生归结于边疆和西进运动。19世纪的英国人乔治·弗劳尔（George Flower ）也认为是可被无偿获得的土地及边疆开阔的空间才对美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对民主制的诞生，产生了作用。伍德认为他们只说对一半，因为与加拿大比较起来，可被无偿获得的肥沃土地并没有能够给美国民主制带来足够的能量。西进运动只能说是对这个从一开始社会结构就十分薄弱的国家民主制的产生起了保护作用，因为无论是君主制的残余，还是共和主义温文尔雅的理想，都对边疆粗犷野蛮的生活方式鞭长莫及，力所难逮。伍德承认西进运动的意义，是因为他也极为重视社会竞争、个人主义、利益集团等因素在塑造新型政治秩序方面的作用。但伍德与特纳的区别在于，伍德认为已经发展起来的“新的政治秩序对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头脑和性格所产生的广泛作用”才是民主真正发展起来的原因，西进运动只是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和推广了这种新的政治秩序。这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论战既支持了贝林一派的一贯论点，即“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头脑和心灵里，”也凸现了本书“共和主义的流产和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一宏旨。
    总之，“民主制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用多种新型的关系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新型的社会秩序”，在民主制社会里“人民更加自由，他们的能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挥出来了”。美国最终变成了“西方历史上最平等、最实利主义、最个人主义的社会，也是最受福音教派影响的社会。尽管这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在许多方面同革命领导人曾经设想的社会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