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伍德在书中修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个观点，即特伦查德、西德尼的共和主义思想并不是美国革命期间唯一的思想意识，除此之外，还有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一观点是经过同坚持洛克主义的学者们一番旷日长久的论战后才得出的结论。但伍德并不是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清教主义等等杂糅在一块，或干脆称之为“新美德”，（注：James T.Kloppenberg,“The Virtues of Liberalism:Christianity,Republicanism,and Ethics in Early AmericanPolitical Discourse”，JAH,vol.74,no.1,June 1987,pp.9-10.）而是将自由主义的影响放在本书的“民主制”部分。但乔依斯·阿普尔比还是认为伍德忽略了太多的内容，但她所指的是对共和主义精英分子群体的描述也很不够全面，革命的激进性在此群体民主意识的发展进程中也应有所体现，而不是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共和主义者到头来完全成为保守的落伍者。然而最令某些学者担忧的是伍德在书中一味地无限拔高社会竞争和个人主义的作法，将最革命和最激进的动因归结于这个最终导致漠视人类自我本体的极端，他们希望伍德所找到的不是一种错误的激进主义。
    但无论如何，伍德这种运用史诗般壮丽的大手笔将美国早期史一气呵成的功底仍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在今日的美国史学界里出现了一种强调个案研究和选题细琐化的趋势之际，伍德在这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里，力图将宏大的叙事手法与类似于中国乾嘉式的细微分析完美结合起来，显现了新一代史学领袖博学广博与细密谨慎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