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这里所指的“文化和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形态，它体现在封建等级制、依附制、家长制、政治庇护制这一系列构成并维护贵族等级社会的特征。例如马萨诸塞当地一名显赫家庭的孩子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其父托马斯·舍彼德便觉得他这时应该充分发挥其家长的权威，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其子的学习、宗教情感和生活，甚至连阅读时所使用的标记都有所涉及。而在庇护制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他当上了北美殖民地邮政副总监后，就任命儿子担任费城的邮政局长，兄弟当上了波士顿的邮政局长，又任命侄子为纽黑文的邮政局长……（注：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75页。）在今人眼里这种行为是无法忍受的，但它却能在北美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与英国发达的社会结构相比，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单一、脆弱，缺乏有效的管理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所以北美不仅希望能全套照搬母国的社会等级和从属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予以加强。而且那时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种等级制度有什么不妥，恰恰相反，“每个社会都应有，也必须产生这些身份地位的差别和不平等，这也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现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最下等的仆人也不例外，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足以弥补不平等造成的缺隙”。（注：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11页。）在这个将“最顶层的国王到最底层的契约奴和黑奴”都囊括在内的等级社会里，社会的结构是由贵族占统治地位、呈垂直性分布的，而决非后来中产阶级社会的那种平民化的水平性的结构。
    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伍德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因为思想意识派在强调美国革命不具备法国革命那样的可比性的一条重要论据是革命前夕北美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平等与自由，以此来推翻进步主义和新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将革命的实质描绘成“贫困的和被剥夺了社会基本权利的阶层反对保护的上层集团的社会斗争”的立论。但在本书中，伍德不厌其烦地对当时社会的等级制、从属制、依附制、家长制及政治庇护制进行“厚描”（thick description）， 以此来论证美国革命对于塑造后来的民主平等社会时表现出的激进性。这似乎无形中又助了对方的观点一臂之力，因为“新左派”正是非常强调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贫困的或被剥夺了社会基本权利的社会底层的革命因素和对抗因素。
    将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形容为完全处于传统的家长制与从属关系的君主制社会也不能准确概括其社会特征，因为新兴出现的共和主义的思想正在不断地蚕食君主制。在第二部分“共和制”里，伍德论述了正是共和主义发动了对旧社会的革命，而不是“共和学派”之前的历史学家们所推崇的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
    尽管伍德也承认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界限明确的区别开来是非常困难，而且当时的人们也并不想真正去推翻君主制，只不过希望利用共和主义来对君主制的弊端作些许修补，但共和主义作为思想体系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激进”，因为“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贡献出其他可采取的……组织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共和主义的养分从何而来呢？贝林通过对革命宣传手册资料的研究，认为当时引用频率最高的不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而是《加图信札》。 （注：BernardBailyn,“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ears in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p.283.）我们从以下的一条遗嘱中也可以窥见英国“乡村派”激进辉格思想对北美殖民地人们思想的影响力：“我会给我儿阅读，当他长到十五岁时，阿尔加农·西德尼的作品集、约翰·洛克的作品集、培根爵士的作品集、戈登的《塔西图》以及《加图信札》，愿自由之精神与我儿同在！”（注：“加图”是激进的辉格党派作家的笔名，这里指特伦查得与戈登。 Bernard Bailyn,“LastWill and Testament of Hosiah Quincy,Jr.,1774”，The IdeologicalOrigins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fifth edition,p.22.）
    美国革命的这一思想渊源先后被数位历史学家发现并将之阐述，女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她指出激进辉格党人的活动不仅使革命的传统得以保存，而且成为十七世纪英国反对君主暴政和十八世纪北美争取独立斗争之间的契合点，罗宾斯认为美国的国父们深深地被这种思想传统所影响，并从中找到了“丰富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表达”。 （注：Caroline Robbins,TheEighteenth- CenturyCommonwealthman: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Development andCircumstance of England Liberal.Thought from the Restorationof Charles Ⅱ until the War with the thirteen Colon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9,p.384,p.386.）伍德与贝林深受启发， 也将探索的笔触投向英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中，这与昔日的帝国史学流派相似。但伍德比贝林更加肯定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对北美社会正面的塑造力。比如那时的人们竭力追求道德高尚的政治领袖人物，高度赞颂公德和自我牺牲精神，自觉抵制物欲横流的商品化趋势……这种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造就了一个“截头去尾”的平等社会，即缺乏真正的具有绅士气质的贵族阶层与处于等级制最下层的广大贫民，还导致了社会其他关系的松动，如家长制日趋开明和自由，专制的权威与效忠越来越令人反感和厌恶，下层人可以轻易地进入贵族阶层……
    总之，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共和化程度是如此之高，远远超过了其母国，以至于伍德认为这种特性极其适合共和主义体制，而美国革命只是将这种潜在的共和倾向正式表面化了。因此那些潜在的革命形势既不表现为普遍的贫困与民怨沸腾，也不是残酷的压迫，相反，是共和主义与日益增长的商业繁荣携手清除君主制的封建残余，并且创造出一种新型人类关系。而美国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是共和主义在北美顺理成章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和激进的”社会变化及政体变化。在“摧毁把旧的君主制连续在一起的庇护制和裙带关系的同时”，共和制还面临着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来凝聚社会力量、维护公共道德、保障社会的安定统一的任务，这就区别于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学者们一致认为伍德的研究“很有力地说明了美国革命为什么能在同一个思想体系指导下接连完成独立（破旧）和制宪（立新）两项使命”。（注：满运龙：《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共和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第34页。）
    在美国建国这一时期，美德、仁慈、世界主义等等乌托邦式的理想成为美国人狂热追逐的对象，就连华盛顿也正努力遵循这些古典的共和价值观念，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古罗马解甲归田的英雄辛辛纳图斯式的人物：辞去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隐居芒特弗农（Mount Vernon）以赢得古典式英雄的美名；辞去“辛辛纳提兄弟会”第一任会长之职，因为杰斐逊建议这将有损于其古典美德的声望； 拒绝弗吉尼亚州议会赠的150股股份，尽管“他长久以来梦想着靠这些运河来发财，而且他需要钱”……总之，大公无私、举止得体、品格高尚是那个共和时代社会精英们力图将社会凝聚起来的工具。但这些共和主义精英并不是全身心地拥抱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因为共和主义仍试图对等级制做某种妥协，革命领袖们也深深怀疑雅典城邦的那种小国寡民的民主制是否真正适用于并推广到由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新生共和国的广大区域。虽然马萨诸塞的詹姆斯·温斯罗普就曾批驳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那种将共和国的大小僵死地定义为“长约一千里，宽约八百里，能容纳六百万持相同道德观、 习俗、 法律白人居民”的想法是荒谬不经的， （注：Cecelia M.Kenyon, “ Men of Little Faith: The Anti -Federalists on the Nature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p.15.）但总体上，精英们的确害怕出现那种“群氓”式的政治秩序。于是，革命领袖们止步不前了。然而，美国革命在清除君主制残余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新的更激进的能量，它不以国父们的喜好为转移，并使得美国共和主义理想岌岌可危，很快就“在挣扎着求生存了”。
    在对美国共和主义的分析中，贝林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的“心理紧张”说，强调“阴谋”、“腐化”、“奴役”等字眼的内涵，认为这些词语是殖民地居民真实思想的反映，尽管这种“阴谋”事实上并不存在。这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解释美国革命起源的“阴谋假说”。伍德对这一观点是有一个扬弃的过程的。伍德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阴谋假说”的框架，而是将它演化为本书第三部分“民主制”中的“怀疑论”，尽管鲜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伍德认为，美国人民大众对这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理想的质疑部分地导致了美国共和主义理想的流产，并促使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