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听任古德诺为帝制运动推波助澜
    1913年1月， 中国政府请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卡内基基金会举荐一位熟悉法国宪法，有助于中国制定宪法的专家，1913年2月， 卡内基基金会正式提名古德诺博士。古德诺被袁政府任命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顾问。古德诺担任宪法顾问后，对中国当时的宪法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 古德诺还参与了中国政府其他行政部门的一些活动。1914年初，古德诺参加了中国政府的财政会议。
    1915年8月3日，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在《亚细亚日报》发表，成为中国帝制运动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开始。古德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虽然古德诺对中国当时是继续实行共和制，还是改建君主制感到颇难回答，但还是在文中表明了倾向：“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帝制派广为散发、援引，成为帝制运动的理论根据和对外宣传的上等材料。革命者的讨袁檄文中把其说是袁世凯“假借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也觉得古德诺的言论不太妥当，只好出面把他的言论说为一种“学理上的立论”，“是纯学术的，与政见无关”。芮恩施说“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备忘录仅只是为个人参考而准备的。”惠勒也说：“古德诺博士的观点是纯学术的。”[6 ]（P32）中国也有人替古德诺辩护。例如， 张忠绂说：“古德诺之意见书完全自学理上立论。”古德诺本人也对筹安会断章取义地援引其文章大为不满，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否认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的说法。然而，古德诺的辩解和否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作为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政府享有很高的声誉，不可能对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估计。所以李田意尽管对美国努力使中国政治局势稳定的政策表示同情，并感觉到古德诺的文章是被帝制运动鼓吹者滥加利用，但是李田意并没有认为古德诺是因受人欺骗而写了这篇文章。[3]（P147-148）杰罗姆·陈在所著的《袁世凯传》中更率直地说：“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对如此敏感问题发表言论真是太幼稚了。”乔治·贝克曼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书中则直截了当地说古德诺是一向积极支持袁世凯登上王位的。[7]（P500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相格雷的汇报中直言不讳地说，借援引古德诺的文章，筹安会才完全揭开其鼓吹帝制的真实面孔。一语道破古德诺在帝制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古德诺认为对中国来说“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他为袁世凯大权独揽提供了法律上的帮助，对袁记新约法的制订起了重大作用，并因此获得了二等嘉禾章。惠勒也说：“古德诺教授，对于这一文件的制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古德诺对1913年末到1914年初的废除内阁制采取总统制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申报》有连续报道，如“近日废除内阁制采总统制说大盛，美国顾问古德诺尤力主。”“阁制问题在去年8、9月以前各党政各界言论之有所表现者几不以此为一问题，近忽发现此说，且进步异常迅速，……古德诺条陈总统称美制之善，于是此说及日盛。古德诺在1914年初频频撰文论述总统制，论述中国行政改良。其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是用“以助长总统制之说”。另一文是论证“总统顾问之议会组织法”，“谓政治会议解散后必须设一临时议会，等永久机关成立后即解决，其性质纯为辅佐，并分配责任不可更束缚总统。”1914年8月， 古德诺又请修正总统选举法之原文。他曾和芮恩施谈到“这里（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个社会经历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他还认为在中国“实行总统集权和负责制会有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中华民国“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颇有微词，并主张“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以及“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4]（P32、43）
    作为一名顾问，其最大的作用莫过于自己的意见能够被聘任者采纳。然而芮恩施却为古德诺开脱说，每当袁“提出一个加强自己政权的新方案时，总利用美国专家的这种态度，说古德诺博士和别的外国顾问都已经表示赞成。”但是“这些权威人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咨询过，他们并没有被邀参加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制订重要计划。”芮恩施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古德诺不但在中国时为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进行鼓吹，而且在1914年夏回美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后，还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竭力为袁的独裁辩护。1914年11月，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会宴会上发表《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批评“中国一次约法，纯为激进派人之主张，不察中国国情如何”，认为袁氏制定的“新约法更和中国之需要。”[8]（P939 ）古德诺每论及中国政体、宪法等问题，必引中国国情为据，可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潮流证实，古德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导致其关于中国宪政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
    1915年7月，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 古德诺又应袁世凯之邀回到北京，帮助袁世凯。当时为了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理论根据，“蔡廷斡与英人莫里逊私议，以为美国为共和国家，不可漠视，若美人发表共和制度不宜于中国者，持为理论，作帝制发轫之根据，最为上策。”[9]（P596）古德诺便成了他们的选择对象。 作为在中国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人物，古德诺对袁世凯政府的意图不可能是一无所知。
    诺埃尔·普加切对古德诺的《君主与共和》一文总结道：“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而是表明立场的文章，它劝告袁世凯在议会机构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宣布自为皇帝。”[7]（P512 ）尽管古德诺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一己之见，但从美国驻华使馆对其活动向国务院的汇报看，美国政府虽没有公开支持古德诺的活动，至少是默许的。直到1916年2月9日芮恩施与袁一起讨论中国制宪问题时，袁还说制宪委员会正在按照古德诺的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