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英10月27日的邀约的拒绝并不是因为“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是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追随日本。10月28日，斯普林·赖斯根据格雷的指示，访问了布赖恩，可是布赖恩告诉他，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他认为日本政府是非常希望中国和平的，以利于恢复金融，但是，日本也有一派强有力的反对势力要求对华扩张的外交政策。万一中国国内出现秩序混乱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将会给那一派反对势力提供一个很好的对华干预借口。但是布赖恩没有告诉赖斯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尽管布赖恩说美国公众舆论是赞成中国保持共和政体，可是赖斯还是体会出美国想拒绝英国邀请的意味，因为布赖恩认为提议的照会看似干涉了中国的国内政治。而兰辛在赖斯与布赖恩交谈之前就向赖斯表达了与布赖恩相同的意思[1 ]（P91-92,P100）。布赖恩和兰辛的外交辞令清楚的表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要采取的独立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威尔逊上台伊始的单独对华政策的影响，二是美国没有考虑过要干涉帝制，三是与日联合的话，只会造成日本在列强对华政策中占主导地位。芮恩施说：“采取任何联合行动都可能造成日本作霸主的局面。”蔡锷在云南起义后，日本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发展为倒袁政策，警告要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对此，威尔逊非常担忧，他建议兰辛应该与日本驻美大使就中国局势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要坦率地告诉日本，美国对日本要将中国进一步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是怎样认为的。并针对日本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和中国的局势作了一定的军事布置，派军舰进抵上海和汕头等地。
    1915年12月21日，兰辛向芮恩施发出指示说：“如果没有严重的有组织的反对存在，和没有其他可干扰新秩序持久性的因素存在的话，当袁世凯宣布帝制时，立即予以承认。”并再次向中国申明，“尽管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人民实现共和政体带有天然的同情，但是我们尊重每个国家对其政体的自决。”这一次美国真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无视中国如火如荼的反袁运动，仍旧以为袁世凯能控制住局势。芮恩施1916年初错误地认为，云南的革命运动并没有超出几个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个人反对袁世凯的范围，并且表示宣布帝制时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和接到新的指示，他将遵照兰辛1915年12月21日的指示行事。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得芮恩施在袁氏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还数次与袁面议讨论中国建设性政策和给中国政府部门诸如会计和审计、铁路管理、采矿和农业科学等部门派遣美国专家顾问的事项。但是美国这些想依靠袁世凯扩大其在华政治影响的计划随着袁的逝去而成为泡影。
    四、帝制运动失败后美国所采取的对策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颁令废止洪宪年号。 美国政府未料到袁世凯精心筹划的帝制运动会失败如此之快。因为他们只看到袁世凯当时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而无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他们的脑子里中国的政治是上层政治，下层人民是不问政治的，而且没有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方面的经验。殊不知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开始了从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文化发展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的阶段。辛亥革命更是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实践，使共和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所以袁世凯一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立刻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我们也承认日本的反对对帝制运动的失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决不是决定作用。可是美国政府在寻找失败原因时，却没有检讨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反而是审度日本在这次较量中的作用，一直认为是日本在帝制运动失败中起了决定作用。麦克默里认为除非有日本的帮助，革命运动不会有大范围的发展。芮恩施也认为：“我仍然感觉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出现严重的敌对和对外人利益构成危机，除非是由外来势力人为介入。”芮恩施于1916年2月24 日全面汇报了日本采取各种支持反袁运动的方式。所以，在帝制运动失败后，芮恩施对日本在新阶段向中国政府表示出的友好态度疑虑不已，面对袁世凯的暴死，中国不稳定的政局，为了抵制日本破坏列强在华均势，芮恩施向国务院建议，列强应该向中国发出一个相同的照会，“在中国政府强调在危险期间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必要性时，还要保证在当前战争中，就如被缔约国所保护一样，政治现状不改变。”两天之后，他又向国务院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建议，第一是美国政府应向1915年5 月对中日签订“二十一条”所做的声明那样，再次声明“美国政府对任何违背条约权力和义务的行为保留反对意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再重新提议受新协定影响的权力状况。”第二是应该由国际联合控制中国政权。芮恩施甚至说，中国政府本身都有时认为国际联合控制是消除中国国内混乱和日本威胁的重要步骤。[3 ]（P156）在征求了威尔逊的意见后，兰辛采纳了芮恩施的建议，向英、法发出共同向中国发出照会的建议。但是英、法都因陷于对德作战，无暇抵制日本的在华扩张，对美国的提议没有反响。
    美国这一提议的提出再次表明了美国认为帝制运动是因日本的反对而破产的，认为从“二十一条”签订以后，列强在华政治势力对比上日本占了优势，而且日本还会进一步破坏列强在华的政治格局。这也标志着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是对华政策的一转折点，即从单独对华政策考虑过渡到联合英、法共同对日的政策。这种转变暴露了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局限性，只想通过列强之间的合作来达到其维护中国门户开放的目的，在中国又只把目光聚集在北京政府，没有很好地分析中国国内不同派别的不同主张，处于既想扶植亲美势力抵制日本，又不愿选择帮助革命党人使中国真正有所发展的矛盾地位。所以它这种孤立有限的在华抵制日本政策是不可能奏效的。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的支持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支持，想通过袁世凯稳定中国的国内局势，扩大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这是为了美国一国私利的实用主义政策。为了一己的私利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共和原则，转而支持帝制。表面上看，这一举动是与威尔逊总统所宣扬的理想主义外交背道而驰的。一个极力标榜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特别是一位鼓吹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竟然出面支持在中国复辟帝制的独裁者确实很令人费解，甚至使人难以置信。但是，通过具体分析以后，却又觉得并不令人奇怪，并且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