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教教会特别注重修订《圣经》，故他们非常注意开封所藏经书。1850年，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派遣调查团赴开封，其调查结果于1851年由英国的美洲和东方传教会会士，时任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的四美（George Smith）发表，即《开封府的犹太人--开封府犹太教堂调查团报告》，于1851年在上海由伦敦会出版社出版。继这些调查之后，有两名开封犹太人到达上海，此后才制作了开封府犹太教堂中的经书稿本的影印件，其中最重要者是《出埃及记》的片断。其成果刊布于《从开封府犹太教堂中所获希伯莱文稿本著作影印件》，也于1851年在上海由伦敦会出版。
    非常奇怪的是，欧洲的犹太人对他们在中国的同教教友却表现得漠不关心。考狄还曾于《远东学报》中发表过伦敦的犹太商人于1760年写的一封书简，其中要求与河南的“一赐乐业教徒”（Israélites）建立联系。当时赴开封的惟一犹太人则是维也纳的商人列伯曼《J.L.Liebermann），他于1867年赴开封，却未带回多少很有意义的东西，于1879年6月在《犹太新闻》报中发表了《中国犹太人札记》一文。此后，受归化的犹太人施若瑟（Scherechewsky）希望去考察开封犹太人，但未能从中国当局获得同意与犹太人一起居住的特许。
    考狄认为中国犹太人是在公元初的汉明帝时代，当提多人（Titus）夺取耶路撒冷市后，自波斯到达中国的。许多人在开始时把中国犹太人与印度宗教的信徒们相混淆了，事实上是把“天主教”与“天竺教”相混淆了。后来又有人把他们与“回回”（穆斯林）相混淆了，中国犹太人自称“挑筋教”；中国史籍中又称之为“一赐乐业”教（Israél，今译“以色列”）。开封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希伯莱文《圣经》，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不会读希伯莱文，就如同中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不会读阿拉伯文一样，甚至与西方的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不懂拉丁文一样。考狄认为，开封犹太人的大分散与太平军于1857年的北伐有关。考狄本人曾于上海会见过自河南逃出去的犹太人，但这些人已经完全汉化，扎辫子和穿中式衣衫。不过，1866年曾考察过开封犹太人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却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返回开封去了，其总数约300-400人，而且都很贫穷。开封犹太人曾于1870年赴京求援，却未获得多大的成功。有些开封犹太人也获得过不同级别的官衔，甚至还有人成为佛教徒。考狄还认为，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极其宽容，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未曾迫害过犹太人的大国，尽管中国也曾有过“圣战”一类的战争，有过各宗教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三）19世纪之前基督宗教各修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继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艾田会见的3年之后，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入华传教士才亲临开封，对当地犹太人进行实地调查。1607年12月，利玛窦派遣中国澳门人--辅理修士徐必登（Antonio Leitao,1578-1611年）赴开封，以调查“开封犹太人和十字架的崇拜者”，特别是证实犹太社团存在的事实。利玛窦要求他将开封《圣经》的首尾都抄录下来，以与当时通用的旧约五书相比较，结果发现它们完全相吻合。徐氏第2次赴开封时，利玛窦还让他携带一封致开封礼拜寺掌教的亲笔信，声称其北京府中收藏有全套《旧约》和一批《新约》全书，可供开封犹太人参照比较。但开封犹太人那年迈的拉比（掌教）所关心的不是这种神学范畴内的差异，而是要确保犹太社团的长期延存。他担心其亲信中不会再有精通教法的人来继承其权力，故而提议将其拉比职位传给利玛窦，直到该拉比于1608年逝世时，利玛窦等人始终未给他任何答复。1609年，3名开封犹太青年人（其中一人是艾田的侄子）专程入京拜访耶稣会士们的北京传教区。这些人甚至表现出了要放弃他们的宗教以接受基督教归化的意图。利玛窦甚至认为应该在开封设立一个犹太人传教区，以使犹太人回归基督宗教之中。
    利玛窦于1610年逝世后，其继承人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65-1655年）也坚信能归化开封犹太人。龙华民于1610年11月23日致信在罗马的耶稣会长阿夸维瓦（Aquaviva），描述了开封犹太教寺，请他派两名精通希伯莱文的神父入华，因为开封犹太人拥有希伯莱文经书，而自前任拉比逝世后，再无人懂得这种文字了。开封犹太人自从听传教士们讲到救世主已降临的消息后，便有意追随基督教并对其圣像进行崇拜活动。1619年，龙华民在中国修士广东人钟鸣礼（Jean Fernande）的陪同下，亲赴开封，实地调查开封犹太人。他在开始时受到了开封犹太人的欢迎，但形势却很快急转直下，正如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1592-1677年）于其在《远东亚洲》（1644年）的报告中介绍龙华民开封之行时所记述的那样。何大化认为龙华民是第一位进入河南的传教士，是第一个见到开封犹太教堂的欧洲人。开封犹太人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误认为他们都属于同一民族和信仰同一种宗教。实际上，龙华民于9年之前就曾断言，犹太人希望信仰基督宗教并崇拜其圣像。总而言之，龙华民的全部目的就是使开封犹太人失去他们与犹太教那本来就很脆弱的联系，迫使他们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归化。其最终目的和结果，绝非如同他鼓吹的那样是“帮助中国犹太人”，而是要彻底灭绝他们的宗族与宗教。
    最早于开封逗留过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确实都从事过传播福音的布道事业。但后来由耶稣会发表的档案文献，对这一切却保持沉默。
    意大利的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年）于1610年莅华而到达澳门。1613年，他曾赴开封调查犹太人。他主要是想调查犹太教堂中的《圣经》诸书，却未能如愿以偿。有关他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以及他与开封犹太社团保持联系的情况，却未留下任何文字资料。有关他赴开封调查的惟一二手资料是由曾德昭（Alvaro de Semmedo,1586-1658年）留给我们的，刊登于曾德昭1614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该书于1667年被首次译成法文本出版，1996年出版最新译注本）的第30章。曾氏于其中介绍说艾儒略在开封府只能考察犹太教堂（开封犹太人称之为“礼拜寺”），而被拒绝浏览开封犹太人的希伯莱文经书。开封犹太人对其社团的前途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变成“摩尔人”（回教徒），也担心丧失他们那不食猪肉和举行割礼的诸多习俗问题。曾德昭特别指出，当时开封犹太人的人数有所增长。
    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毕方济（毕今梁，Frances Sambiasi,1582-1649年）于1610年到达澳门，于1613-1616年在开封布道，1628年在距开封调查犹太教堂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中国开封第一座耶稣会住院。3年之后，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费乐德（Rodrigo de Figueiredo,1592-1642年）证实了这种情况。他于1642年在开封调查犹太人时，恰逢黄河大泛滥而死于水灾中。这场洪荒淹没了开封的部分地带，但无论是毕方济，还是费乐德，他们留传下来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并不比其前人更丰富多少。奥地利入华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o Enriques,1625-1684年）于1662或1663年访问了开封以及那里的犹太教堂，以从事实地考察。他于1676年再度返回开封，以筹建一座新的住院，因为由毕方济建立的原住院已被1642年的洪水冲坍。
    尽管资料证据严重不足，但从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骆保禄（Giampaolo Gozani,1659-1732年）1704年11月5日的一封书简来看，最早前往开封的耶稣会士们，后来始终仍与开封犹太人保持着联系。不过，过多的沉默却说明了耶稣会士们布道事业的失败。因为即使耶稣会士们在归化开封犹太人时取得一点微薄成就，他们也必然会向其长上们邀功请赏，先有耶稣会士，后有新教传教士，他们近3个世纪的努力之结果，却使开封犹太人变成了“蓝帽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