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724-1850年间西方与开封犹太人之间联系的中断1722-1723年，孟正气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年）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是18世纪最后与开封犹太人直接接触的西方人。由于敌视基督徒的雍正皇帝于1724年1月颁布禁教令，禁止基督宗教在其帝国中传行。教堂被没收，新的基督教徒遭追捕，传教士们被驱逐到了澳门和广州，惟有北京宫廷中那些具有科技才能的人才幸免于难，继续留在宫中为皇家效劳。中华帝国向外国人封闭，直到1858-1860年的天津条约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门户。
    直到1850年，开封犹太人与外部世界隔绝百年之后，两名中国籍的新教徒再次到达开封，他们发现开封犹太社团已经彻底衰败。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西方汉学界和其他人都在不停地研究由传教士们寄归的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文献。从伏尔泰到韦思利（N.H.Wessely），文学家、哲学家或神学家们都曾研究过耶稣会士神父们遗留下的开封犹太人档案。耶稣会士们未曾揭示由中国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存在而形成的谜和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有关其历史、宗教信仰、礼仪和经文诸问题。在西方人无法亲赴开封旅行时，只好向开封犹太人写信求援。
    1760年，伦敦犹太社区的大拉比贝利萨里奥（Isaac Mendes Belisario）以其城犹太人社团的名义，写了一封希伯莱文书简，交由东印度公司的经纪人负责转交开封犹太人。莫斯·埃德里希（Mose Edrehi）声称曾收到了开封犹太人用中文和希伯莱文写的信件，其原件可能保存在印度议院，而任何人都未曾再发现过其踪迹。
    第2次通讯的尝试是由牛津大学的卞雅阁·肯尼科特（Berjamin Kennicott）倡导的。当时有些希伯莱文专家正在对大量希伯莱文稿本《圣经》进行比较，以编写一部消除了所有篡改和抄误处的《圣经》。他们很希望能得到到中国犹太人的《圣经》诸书稿本。肯尼科特于1769年为此目的而致书开封犹太人，但泥牛入海无消息。
    1777-1779年间，丹麦希伯莱文学者蒂希森（Olau Gerhard Tychsen）又经巴达维亚而致书开封犹太人，亦未果。1795年，纽约的两名犹太人社团的元老们写过一封希伯莱文的信件，基本上重复了贝利萨里奥的那些问题，交给了一名赴华的船长豪厄尔（Howell），但档案中记载说：“豪厄尔船长未找到他们”。
    1815年，伦敦的犹太人又写了一封希伯莱文信件并交给了居住在广州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此人又转交给一位经由开封的中国商人。但由于有流言说即将爆发战争，这名中国商人在将信件交给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一个成员之后，未等到回音便匆忙逃走了。
    英国外交官、希伯莱文学者、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创建于1809年）的积极分子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于1843年在伦敦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论著《中国犹太人的孤儿社团》，此书又于1872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芬恩于1844年11月7日向中国开封犹太人寄去了几份希伯莱文的调查提纲，寄给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列敦（Femple H.Layton），此人过去曾许诺随时准备帮助芬恩。经过数年沉默之后，芬恩于1849年1月收到了列敦的两封信，列敦当时刚刚就任英国驻厦门领事。他声称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将信件转交开封，而且他还会见过原籍为开封的中国穆斯林铁定安（Tieh Ting-An）。此人提供了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某些细节。他认为开封犹太人当时只有8姓，共千余口。其中高姓和石姓保持得很完整，石姓人修复了犹太教堂。金氏家族曾获得过一个很高的武职。其中有6姓与汉人通婚，两姓只与穆斯林通婚。犹太人可以嫁女给穆斯林，而穆斯林却不肯嫁女给犹太人。开封犹太人的汉化程度很高，都不知道自何时何地进入中国，已不再遵守犹太人礼仪，也不会阅读希伯莱文经书。事实证明，他的这份报告与事实相符。列敦终于将芬恩信件的抄件交给了中国商人。列敦于厦门逝世后，其遗孀于1851年返回伦敦时，时任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的芬恩，又经过多年周折才终于收到了来自开封的一封信。那名开封犹太人的署名为Chao Nien-tsu（赵念祖），写于1850年8月20日，芬恩于1870年4月才收到。赵氏信件所列举的开封犹太人的节日是：二月十四日是干麦节（发面饼节），八月二十四日是讲经节，八月一日是大主教节，九月二日是小主教节，六月一日是出剑节。其宗教的圣人是阿丹（Adam，亚当）、女娲（NOé，诺亚）、阿无罗汉（Abraham，亚伯拉罕）、以思哈（Isaac）、雅阿（Jacob，雅各），十二宗派子（12位祖师，先知）、默合（Moyse，摩西）、阿呵联（Aāron，亚伦）、月束窝（Josué，约书亚）和蔼子剌（Esdra，以斯拉）。他们的《圣经》共包括53节，共有27名《圣经》学者。这批经书长达27尺，主要有先知传、历史书、诗篇、箴言、雅歌和传道书。
    赵念祖于1850年8月20日向芬恩发出呼吁，声称有人想出卖开封犹太教堂，希望西方给予帮助以便制止之。
    （六）1850-1851年间恢复联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从而结束了鸦片战争并导致中国的某些港口向西方开放，从而使开封犹太人恢复了与西方汉学界、宗教界的联系。1949年，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成员、慷慨的施主库克（Jane Cook）捐出500英镑（其价值为当时一个英国工人年工资的10倍），以归化中国开封犹太人。1850年就职的香港第一位英国圣公会（安立甘教会）主教四美，则全权负责将这笔钱转交给开封犹太人。1850年10月，当他访问上海时，遇到了英国伦敦会的麦都思（W·H·Medhurst）。后者派遣两名受归化的中国人邱天生和蒋荣基赴开封，实地调查犹太人的状况。他们于1850年11月15日启程，要在开封滞留5-6日。他们旅行期间，作了大量笔记，邱用英文记，蒋用中文记。这些笔记于1851年在上海出版，名为《英国伦敦基督教和犹太教促进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调查报告》，由四美主教作序。其调查内容基本是消极的，认为开封犹太人社团已经严重衰败。他们还被允许取走了开封犹太教堂内的希伯莱文和汉文碑文抄件。他们最后是被开封的一名赵氏犹太人驱逐走的。由于清政府对西方人的意图产生了怀疑，这两名中国使者还差一点被投入监牢和受审。
    当这两个中国人离开开封时，随身行李中带走8部经文，系开封犹太人赵金城和赵文魁卖给他们的。1851年1月8日，他们返回上海。传教士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再次派遣这两个中国使者赴开封。他们于1851年7月20日返回上海，带回了6种12卷开封犹太教堂的经书、50多种抄本。开封犹太社团的两名成员赵金城和赵文魁也跟随他们来到上海。传教士们的目的是为了与这两位成员谈判，以全面探索开封犹太教堂中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