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西方又制订了一项所谓援助开封犹太人的新计划。这是由于英国浸礼会会士和汉学家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向在上海的耶稣会士所罗门通报说，安西满主教刚刚又获得1卷开封犹太人的《圣经》。所罗门与44名其他的上海犹太人联名，于1900年3月13日写了一封希伯莱文信件，此信既被译成中文又被译作英文（英文本发表于《古老中国的犹太人》一书中）。信中对于开封犹太人出售经书，与异教徒通婚、放弃自己古老习俗的行为提出了千般指责。此信的原件经新教传教士寄往开封，但却于中途被义和团截获。不过，此信的一种抄件经当地人的传递，于1900年8月到达开封。在此期间，31名上海犹太人于1900年5月4日建立了中国犹太人复兴会，其宗旨是研究中国犹太人的起源、发展和历史，保护其文物和古迹，使所有中国犹太人都回归犹太教。
    1900年10月24日，由一位犹太人李清生从开封寄出了一份答复。此人是一个50多岁的面粉商。经过一系列的信件交换之后，他在儿子的陪同下，于1901年4月6日到达上海，介绍了开封犹太人的现状。他在上海居住3个星期后返回开封，携带中国犹太人复兴会的第2封信。李氏于1902年3月10日，在其儿子和其他6名开封犹太人的陪同下，再次到达上海，会见了佩勒曼（Perlmann），此人将他们的交谈内容发表于伦敦1909年出版的《中国犹太人》一书中了。其中的一名15岁的开封犹太青年利用这次机会在上海接受割礼，并获教名“一赐乐业”（Israél，以色列）。
    上海中国犹太人复兴会拟议重建开封犹太教堂，向上海犹太人移民社团发出呼吁，但由于后者正忙于援助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犹太人，故没有精力和财力顾及开封犹太人了。这些开封犹太青年共在上海居留3月有余，感到非常灰心和失望，只好离去。李清生偕其子仍滞留于上海。李清生于1903年死于上海；其子在14岁时被一个犹太家庭收养，他对犹太教不感兴趣，最后仍返归开封并于1948年死在那里。
    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复兴计划，最终都逐一破灭。上海中国犹太人复兴会于1900年提出的许诺，没有一项被遵守，在190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中，它最终放弃了4年前制订的计划。但我们也不应该由此而对上海中国犹太人复兴会的意图产生质疑。继该会解散的4年之后，加拿大中华圣公会教士怀履光（C.W.C.White,1873-1960年）又积极活动，试图复兴开封犹太人社团。他作为安立甘会主教而成为河南的加拿大传教区会长，于1910年到达开封。他对开封犹太人颇感兴趣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怀履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援助开封犹太人维持其固有传统，而是想从整体上归化他们，从而形成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犹太人传教区。所以，尽管他在开封一住就是25年，却最终未能复兴开封犹太人社团。他甚至于1912年在开封犹太人的保证下，将明弘治碑（1489-1512年）和清康熙碑（1679年）迁入其传教区院内，以避免它们继承受天灾人祸的损坏。他的作法与同样也想保护这些石碑的中国地方当局发生了冲突。1913年，双方达成妥协，要求怀履光保证不将石碑运往省外。1914年，在从名义上讲仍是主人的开封犹太人的建议下，怀履光买回了原开封犹太教堂的所在地，经清理后建立了一座医院，由传教区管理。为了使开封犹太人与西方建立直接联系，他在安立甘传教区内多次组织了双方的会晤。怀履光成为了最后一个企图复兴开封犹太社团的西洋著名汉学家和宗教学家。
    与怀履光同时，也有过其他西方人赴开封调查研究犹太人。如1918年的英国公理会教士丁家立（Charles·D·Tenney,1857-1903年）、1923年的美国旅行家佛兰克（Harry·A·Frank）、1924年的上海犹太人索菲尔（Arthur Sopher）和霍尔恩（A·Horne）。他们留下的资料，都具有历史价值。
    1924年，继索菲尔返回上海之后，刚从沉睡中醒来的上海中国犹太人复兴会又派遣1名中国犹太青年赴开封。这就是文先生（David Levy）。开封犹太人向他表示，希望开办一所讲授犹太教基本知识的学堂。文氏就此而制订了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
    美国犹太人布朗（David A·Brown）于1932年访问了开封，其调查研究的成果于1933年发表在《美国的希伯莱和犹太族》中了。布朗了解到了开封犹太人的处境后，答应回国向美国人民介绍，然后再回开封具体筹办。但又是一去无消息。后来仍有不少西方汉学家、旅行家、神学家和外交官也曾访问过开封。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管宜穆（Járme Tobar,1855-1917年）于1880年入华，曾在江南传教区工作。他曾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译作法文出版。他的主要著作是1917年出版的《中国与夷教》一书，其中也部分地涉及到了犹太教在中国的传播。1912年，他在上海徐家汇传教区书局出版了他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力作《开封犹太人的碑刻题额》，作为《汉学论丛》第17卷而出版。此书是他多年潜心搜集、调查和研究开封犹太人碑刻题额的成果。由于天灾人祸，后人再无法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了。他的录文成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分为11章，分别论述了开封犹太教堂中的碑刻、匾额、对联、先人有关碑文的著作、明弘治碑（重建清真寺记，1489年）译注、明正德碑（尊崇道经寺记，1512年）译注、清康熙碑（重建清真寺记，1663年）译注、开封犹太人的入华时间、开封犹太教堂收藏的古经及其现状、犹太教堂中保存的其他经书、对于题额的概述等。此书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必不可缺的参考资料集。
    （九）当代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不乏有优秀成果问世。本文介绍其中的三种，不再更多赘言。
    法国原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于1936年离法入华，此后立即在当时上海的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讲授历史和法文课，从1946年起任《震旦大学学报》学术干事，一直在华居住15年。他于1951年返法后，始终在巴黎北部的尚蒂伊主持耶稣会档案馆的工作，从1974年起共主持召开七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其代表作《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传记与书目提要补编》是对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年）老书的补充（以上两书均有中华书局版的中译本）。他在研究早期入华耶稣会士时，特别注重这些人对于16-18世纪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辑录了大批资料。1984年，他与澳大利亚国立高等教育学院的李渡南合作出版了《通过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此书有笔者于1992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书中共发表了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骆保禄（Giampaolo Gozani,1659-1732年）有关开封犹太人的七封书简（1704-1712年），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年）有关该社团的11封书简（1717-1725年），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nbil,1689-1759年）有关的8封书简（1722-1759年）。书中还发表了利玛窦于其《中国札记》（1582-1610年）中有关他与开封犹太举子艾田会晤的详细记载，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中国副省会长和巡按使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1592-1677年）1644年向罗马教廷所作的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报告。此外，书中还详细列举了17-18世纪赴开封调查犹太人的入华耶稣会士、开封犹太人简史（特别是其入华史、迁居史、宗教史、经文史等），它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的一部基本著作。上文提到的英国籍的澳大利亚国立高等教育学院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e）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犹太人特别是开封犹太人的研究。他于1972年以《通报》第10卷专刊号，在荷兰莱敦布里尔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关开封犹太人的重要著作：《中国犹太人的遗存，开封犹太人社团》。该书从历史学、社会学、碑铭与稿本、调查报告和口碑传说等方面着手，全面地论述了开封犹太人历史。
    法国学者纳迪娜·庇隆（Nadine Perront）于1998年在巴黎出版了《中国的犹太人，开封和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神奇历史》一书。此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开封犹太人的，第二部分则是论述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流亡社团的。在有关开封犹太人的问题上，书中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该犹太人社团研究的历史、中国最早的犹太人和开封犹太人。作者特别介绍了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民族和地理起源、到达开封的时间、人数与姓氏集团、犹太教堂、希伯莱文古经、节日、仪轨与禁忌、社团内的教俗职务、语言和相貌、被同化的过程与原因等。
    此外，在这段时间内，西方汉学界还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论文，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