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原因分析
    美国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除了军事上需要中国协同抗日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因素。
    首先，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并非始于太平洋战争时期，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外交传统之中，即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模式。美国决策人士认为，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最终体现。20年代美国史学家泰勒·丹尼特所著的《美国人在东亚》、40年代T.A.比森所著的《美国的远东政策》、60年代邹谠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本著作中都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中国强大起来（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看法。另一位学者孔华润也评论道：“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东亚的稳定力量--罗斯福‘四警察’中的一员，这一观点至少从1898年起一直是美国人考虑的一个主题。”（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分析以上观点，笔者认为， 从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麦金莱政府到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政府，一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观支配了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这种观念是：（1 ）美国致力于建立符合其理想与利益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是实现美国亚洲新秩序的理想场所。（2）美国不仅同情中国人， 而且乐于在中国承担起白种人的“天赋使命”--拯救中国人。（3 ）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国期望出现一个统一、民主与强大的现代化中国，因为一个软弱的中国势必“带来许多潜在的麻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61年版，第533页。）。 这将比一个强大的中国给局势带来更大的危险。这种美国人的中国观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将中国作为战时盟友，并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乃是美国外交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但是，必须指出：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为满足美国的利益制定的，并不特别地考虑到中国，中国从中受益这一事实不是美国政策本意……，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为之感激”（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40页。）。
    其次，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罗斯福总统外交思想--集体安全体系思想的具体运用，是罗斯福重建国际秩序的需要，有利于美国树立战后的霸权地位。
    罗斯福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继承者，他接受了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发展了其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罗斯福的新秩序观核心也是以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威尔逊国际联盟不同的是，罗斯福倡导的联合国是以“四警察”作为支柱，设想以美、苏、英、中四国组成“警察委员会”在世界事务中，尤其是在维持世界和平中起主要作用。
    显而易见，抗战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英、苏三大国相比，那么罗斯福为何要将中国列为世界大国，并作为“四警察”之一呢？这正是罗斯福构建战后东亚新秩序的需要。中国在20世纪一直是日美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中心，通过二战，日本必将崩溃，赫尔认为：“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而，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7页。 ）罗斯福总统也认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1页。）然而， 罗斯福东亚新秩序构想中“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1）罗斯福认为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可以成为美国亲密的伙伴。（2）中国不仅可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且将阻止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罗斯福相信，在将来与苏联的抗衡中，“中国将无疑站在我们一边”（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0页。），而蒋介石也多次表示， “愿意追随美国的领导”（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第103页。）。（3）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可以在战后亚洲殖民地托管问题上和维持和平方面承担重要责任，成为美国远东的重要盟友。（4）罗斯福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组织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纯欧洲地区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页。）
    再次，罗斯福总统本人在制定中国大国地位政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华问题上，尽管有人因为罗斯福家族曾与中国有密切联系而批评他“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注：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1页。）， 但事实不尽如此，罗斯福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适时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公正客观地对待中国和评价中国的抗战，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他向中国代表顾维钧坦言：“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4页。）。罗斯福对中国能有这样客观的认识态度， 的确表现了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罗斯福逝世后，中国共产党曾对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肯定评价：“他采取促进我国团结、积极援助我国的政策”，“中美两大民族的友好团结，在罗斯福总统执政以来，得有长足进展。”（注：《哀悼罗斯福总统》，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是军事目标--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第二是政治目标--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开罗会议以前，由于抗战需要，美国以实现对华军事目标为主，政治目标为辅；开罗会议以后，由于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发生转变，罗斯福以实现对华政治目标为主，军事目标为辅。
    由于开罗会议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与战略含义不同，美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与手段也不同。开罗会议以前，美国主要从经济与军事援助上鼓励中国积极抗战，同时从政治上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开罗会议以后，美国更多地从政治上和战后中美合作的角度考虑对华政策，在不放弃军事目标的同时，主要通过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合作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与稳定，从而为实现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目标奠定基础。因此，笔者认为，时殷弘同志以开罗会议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种转折决非是美国对华政策基本目标的根本改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重点与策略、手段的转变。时文的欠缺之处在于过分强调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变的后果，忽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政治目标，从而片面地认为美国在开罗会议以后放弃了中国大国地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