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政治学派（也称自由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伦佐·德·费利切认为，一战后在意大利发生特大危机和国家陷入瘫痪的情况下，“为了拯救国家，使其摆脱危机”，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有活力的”“革命现象”和一种“自由的新生力量”首先在意大利兴起（注：迈克尔·A.莱丁主编：《伦佐·德·费利切就法西斯主义问题答记者问》（Renzo De Felice,Intervista sul Fascismo,a cura di Michael A.Ledeen），巴里1982年版，第28-30、40-41页。）。
    多数西方学者在论及法西斯主义缘河渊源于意大利时普遍认为它是意大利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始于意大利“是（意大利）特殊的民族发展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它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结果，是某种社会心理冲动的后果，是文化和道德崩溃的产物”（注：沃尔夫冈·维佩曼：《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然而，在笔者看来，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渊源于意大利，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特定的现实历史条件方面的因素。但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原因，都离不开独具自身特性，源自“传统的古罗马精神”，以“大罗马主义”为灵魂的意大利民族主义所起的主导作用。
    古罗马时期，意大利经济繁荣，国家强盛，通过向外扩张而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从此，“古罗马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它使（意大利）人感到自豪”（注：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墨索里尼》（Denis Mack Smith,Mussolini），米兰1983年版，第216页。），并对意大利产生着极具深刻的影响。它既能激发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奋斗实现国家统一；也能煽起他们的“好战情绪”，支持政府的扩张政策。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就成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特性。一战后，墨索里尼利用了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这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双重性特性，并将其所建立的组织用古罗马时期的权威标识“法西斯”（注：“法西斯”一词系由拉丁文"Fasces"音译而来。它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当时国家大权掌握在独裁官、执政官和大法官三人手中。他们出游时扈从每人都手举一个中间插着一柄战斧的棒束，名曰“法西斯”，是有权实行独裁统治的象征。）来命名，提出一个以“恢复古罗马的光辉业绩”为口号的政治纲领，从而为法西斯主义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奠定基础。
    意大利于1870年实现国家统一后迅速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但却没有建立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封建势力占主导地位，国家大权掌握在以封建贵族和大地主为主体的权势集团手中，他们急于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此时，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促使意大利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旨在以战争求霸权，并确定首先在非洲与英法争霸。1882年制订了建立“红海帝国”的计划，188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1889年侵占索马里，1892年占领厄立特里亚，1895年再次发动的侵埃战争遭到惨败。对此，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耿耿于怀，发誓要“报仇雪耻”（注：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墨索里尼》，第316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民族主义者利用群众中存在的“大罗马主义”情绪，提出“意大利人应该重温古罗马和罗马帝国光荣而伟大的意识”（注：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F.L.Carsten,The Rise of Fascism），加利福尼亚1980年第2版，第20页。），以此制造向外扩张的舆论，强调“意大利的落后和贫穷是由于领土狭小与贫瘠”。“它没有铁，没有煤，也就是没有现代化大工业所需要的一切”。相反，“其他国家富有，决不是因为他们干的比我们多，而是因为我们……以武力去侵占别国富饶的领土”。意大利也有权“采取各种方式，包括用武力向外扩张”（注：《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1卷，第70-72页。）。王国首相乔里蒂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缓和国内矛盾，利用这股民族主义情绪于1911年发动了入侵利比亚的意土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主义推动了意大利举国上下凝聚在一起的大规模参战动员，统治阶级权势集团企图借参战之机向外扩张。然而，战争结束后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意大利只得到了它原先失去的特兰蒂诺、南蒂罗尔和的里亚斯特等小片地区，它垂涎已久的阜姆等地并未得到。意大利人对此极其愤慨，全国出现了声势空前的“爱国热”和“怀念古罗马的情绪”。民族主义将各个阶级、阶层团结在一起指责政府无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铁腕”人物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意大利的领土要求。民族主义者大肆鼓吹古罗马的尚武精神，叫嚣意大利“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间”，“向祖国领土以外去扩张”（注：《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1卷，第22页。）。著名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亲自率领由2500名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义勇军”占领了阜姆城，并宣布将其并入意大利。这在意大利人的心理上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欢庆胜利，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注：加莱阿佐·齐亚诺：《意大利面临战争》（GaleazzoCiano,L'Italia di FrontealConflitto），米兰1939年版，第16页。）。由此不难看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是法西斯主义渊源于意大利的首要条件。
    当然，法西斯主义渊源于意大利不单单是它的民族主义非理性因素所造成的，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概括起来主要是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一战后意大利爆发的严重结构性经济危机引发了全国的阶级大搏斗，致使国家陷入内战式的大动乱之中。
    战后，随着战争工业的转产，全国50%以上的中小企业矿产倒闭，失业者多达200多万人，“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给他们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注：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20页。）。意大利的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斗争的方式从最初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发展到1920年秋季的60万机械和冶金工人占领工厂。工人们把厂主和技术人员赶出工厂，推选“工厂委员会”领导生产。随后工人阶级在包括米兰、诺瓦拉和博洛尼亚在内的20多个大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斗争具有夺权的性质，从根本上动摇了所有制关系的结构”（注：恩佐·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Enzo Santarelli,Storia del Fascismo）第1卷，罗马1973年版，第174页。），无产阶级专政大有在意大利确立的可能。此时，统治阶级一方面动用军警对工人运动实行疯狂镇压，另一方面唆使武装暴徒攻击“工人赤卫队”，使国家陷入内战和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