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场战争，它留给人们的不仅是那些天文数字的伤亡、对人性极限的挑战，还有对战争的彻底反省。在法国，这一反思还包括对维希政权、反犹主义与共和模式的认识。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的争论，其敏感性，即使在现在也足以使这个国家陷入分裂的泥潭。①
    与此相关，“二战”反思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大屠杀纪念日的确定上。在法国，大屠杀纪念日至少有三类，一类是国际纪念日，即1月27日的“国际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②。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包括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集中营受害者国家纪念日”和7月16日的“法兰西国家种族主义和反犹行动受害者及社会公正纪念日”。第三类是针对个别事件或地方层面的纪念日，包括6月10日的“奥拉杜尔大屠杀纪念”③。本文着重对第二类国家层面的大屠杀纪念日进行探讨，这不仅因为相对于国际纪念日，国家纪念日的确定体现了更多的法国特殊性，还因为相对于地方性纪念日，国家纪念日是全国所有政治争论和社会派别角力的结果。本文将梳理法国大屠杀历史的重建，在此基础上考察大屠杀国家纪念日的选择、确定及其根据，最后分析大屠杀纪念之复杂性背后蕴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大屠杀历史的重建
    法语中有许多词表达大屠杀，一般意义的大屠杀是Massacre；而Holocauste源于希腊语，指犹太教中的一种宗教献祭仪式，英美学界用这个词来指“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残障人士、政治和宗教反对派等犯下的罪行和进行的屠杀；Shoa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灾难”，后被用来代指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大屠杀。考虑到以上两个词与犹太教的密切联系，法国历史学家更喜欢用Génocide这个词来指死亡集中营里或纳粹进行的针对全人类的大屠杀，部分史学家用Judéocide来专指“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④大屠杀词汇的丰富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屠杀本身的复杂性。
    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认识，在战后法国国家历史的建构中，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有学者认为有三个阶段，分别是1945-1947年，记忆的稀释；1948-1984年，集中营与抵抗运动；1984年至今，将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认识上升到人权的高度。⑤有观点认为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的认知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和社会的重建，这就要着力建构一个抵抗运动的神话，因此人们避免提及战争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犹太人自身而言，他们也不愿意作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与抵抗运动的英雄们相区分开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害者们，包括犹太人开始加强了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研究。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开始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因而这个阶段主要是诉说和倾听。20世纪90年代，法国从对犹太大屠杀的承认转向民族记忆的重构。进入新世纪，大屠杀纪念的重点从颂扬英雄主义和纪念受害者转向记忆的世界化。⑥也有学者重点分析了90年代初期到中期，法国社会和政界在反思大屠杀上取得的重要进展。⑦无论三阶段还是四阶段，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法国社会对大屠杀历史的认识，在各派力量的角逐中，经历了从建构、推翻到重建的转变。
    这一认识过程始于对抵抗运动神话的建构。根据这一神话，维希政权是法国一小撮投降派创立的，他们是纳粹德国的应声虫和合作者，法国大部分人站在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抵抗运动一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才是法国正统的政权，抵抗运动是正统法国的延续，维希政权是不值得一提的插曲。⑧确实，法国本土解放后，抵抗运动是戴高乐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强证明，也是其用以凝聚人心开展战后重建的最有力号召。因而与抵抗运动的神话相对应，戴高乐派在大屠杀记忆上选择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记忆。比如1945年11月11日在瓦莱里安山(Valérien)为15位在“二战”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葬礼。值得注意的是，这15位死难者中有为法国而战的埃及人、意大利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塞内加尔人，有空军也有海军，还有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基本涵盖了参加战斗的所有群体，却唯独没有普通的平民。
    法共对“二战”的回忆五味杂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法国普通民众为保护法共党员而遭到屠戮，使得法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也影响到法共大屠杀纪念的策略。法共同样选择了一种全民抵抗的记忆⑨，只不过是将其放在工人运动和民族记忆的框架下，突出工人阶级的牺牲。他们最终选择了在拉雪兹公墓中的公社墙来举办纪念活动，意在唤起人们对巴黎公社运动的记忆。⑩
    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历史的重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955年，反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上映，获得巨大成功。(11)但是在法国的维希研究专家亨利·鲁索看来，1954-1970年间，法国社会是有意对维希历史避而不谈。据他分析，50年代中期，法国处在战后光荣的30年经济增长期中，同时法军在越南节节败退，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自然延伸的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法国社会在战争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裂。此时，对维希那段并不光彩的历史的触碰势必雪上加霜，导致更大的分裂。(12)
    到了1968年，这一分裂不可避免。年轻一代们开始对他们的父辈们清算旧账，父辈们出于各种原因(愧疚、仇恨、悲伤)遮掩起来的伤口被一层层撕裂开来。这些年轻人不仅包括犹太裔知识精英，还包括非犹太裔的青年人。他们意识到有责任将父辈们的记忆挖掘出来。1969年，电影《悲哀和怜悯》上映。该片记录了法国克莱蒙-弗朗镇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历史。片中出现了对德国军官、法国合作者、抵抗者和普通老百姓的采访，再现了德军占领下法国社会的真实情景。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的著作《维希法国》(13)出版，在法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书从学术的角度系统地剖析了维希政权的全貌，开启了重新审视维希法国历史的序幕。抵抗运动的神话在社会、学界和电影界的共同推动下，开始被逐步解构。新的观点认为最初大部分法国人支持维希政权，维希的一些措施也不完全是出于德国方面的压力，甚至在反犹方面也是如此。维希其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保守主义和新法西斯派力量的延续。(14)
    与此同时，为维希和反犹主义辩护的声音从未消失。(15)1978年10月28日，维希犹太问题总警监路易·达基耶尔(Louis Darquier)在接受法国《快报》访问时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气杀害的只有虱子。”这一言论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情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被占领时期的历史真实问题的激烈辩论。1985年6月，亨利·罗克(Henri Roques)在南特大学成功地以一篇论述库尔特·格施泰因(16)的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1992年4月，巴黎上诉法院对保罗·图维耶做出免予起诉的判决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反应。(17)6月，请愿者们要求总统承认在维希法国时期，法兰西国家对屠杀犹太人负有责任。但时任总统密特朗坚持认为“1940年的维希法国并不是法兰西共和国”，不能要求共和国为这段历史负责。(18)直至1995年，希拉克才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正式承认法国对屠杀犹太人负有罪责。(19)从1945年到1995年的半个世纪里，在政府、学界、影视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大屠杀的历史被建构、推倒、重建。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大屠杀的纪念增添了更多欧洲化和国际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