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文化根源
    如何看待法国在大屠杀纪念方面展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别是对大屠杀的否定和刻意回避？按照年鉴学派的三段论，在短时段上，我们可以讨论不同时期的法国政府对大屠杀的认识、去殖民化战争的影响，或者总统选举的需要。中时段内，例如在战后，法德和解，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促使法国对大屠杀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从长时段来看，对大屠杀的否定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来源。在法国，人们把那些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称为“否定主义者”(négationisme)。(35)否定主义的思想主要源自于反犹主义、极右思潮和穆斯林群体。
    首先，欧洲反犹主义的传统古已有之，作为“天主教的长女”，法国在历史上多次充当了反犹的急先锋。中世纪，法国国王约翰二世曾多次驱逐过犹太人，但后来又因为财税收入的需要，将犹太人召回。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第一次解放，法国共和传统也由此开启。此后虽然历经曲折，总体原则并无二致。共和模式的精髓是契约精神，即人们通过契约组成国家，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并认同国家的基本立国原则--自由、平等和博爱。但这又造成了一种两难，即在共和模式中，个人对共和国的认同优先于传统上的个人对某一特定的宗教或社会团体的认同。共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负有一种同化的使命。格雷瓜尔神甫曾经在1787年的一本著作《犹太人的身体、精神和政治的再生产》中阐发过要最终使犹太人同化，消融在法国市民社会中的观点。(36)犹太团体因其对共同体生活的强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对自身特殊性的坚持。这就形成了一种紧张。现在法国穆斯林的社会问题频发也与这种共和模式自身的特殊性相关。一方面是共和模式以其程序方面的开放性，接纳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口中的外国移民比例达到了5%。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是西欧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境内生活着大约35万犹太人。(37)另一方面是犹太人在表面上享有共和国公民身份，同时与这个社会仍有隔阂。这种隔阂在一些特殊时刻，容易被民粹主义者放大。
    其次是极右翼传统。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蒂博岱(Albert Thibaudet)把法国的政治思想分为六个流派，分别是传统主义、自由派、工业主义、社会基督教派、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思考的模式、行动准则和政治态度。这种态度注重效仿和延续过去，尤其尊重旧法国的君主和教会，强调家庭、既有财产、军队建制、法兰西学院、上流社会的风俗这些要素，认为这些要素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进行阶级间的和解和培育人道主义的文化精英。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反动和守旧的名义下进行的。(38)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在《法国的右派：从1815年至今》中将法国右翼势力分成了三个派别：正统主义者或曰反革命者、奥尔良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每个派别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也自成为一套体系。比如，他认为戴高乐派就是波拿巴主义者，他们是些需要一位有权威领导人的独裁主义者，他们的运动也呈现出更多的民粹主义性质。而正统派指的是那些在19世纪拒绝接受共和国体制的保王主义者，20世纪初期的“法兰西行动派”和勒庞党(国民阵线)可以归入此类。总的来说，极右翼思想强调回归土地、回归传统(包括天主教的传统)以及坚持种族的纯洁性。这也是20世纪30～40年代民族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极右翼因这部分内容而与反犹主义者不谋而合。他们不仅仅反犹，还反对外来人口(如法国在1893年出现的反对意大利人的事件)，反对同性恋者及反对所有被传统、被天主教教义禁止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的大屠杀受害者中还有相当多的同性恋者。近年来，对“二战”中受迫害的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也在兴起。在官方层面，2001年法国总理若斯潘和2005年总统希拉克都在官方的演讲中承认了占领时期对同性恋者的迫害与屠戮。纵观“二战”后的法国历史，保守主义、极右派势力从未远去。每逢经济危机、外来移民问题凸显的时候，往往也是保守主义的呼声最为高涨的时候。近年来，法国的极右派势力不断在全国和地方选举中获得较高的民众支持率，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根据鲁索的判断，对维希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取代了曾经的德雷福斯事件，成为法国左右翼新的分水岭。(39)
    第三，穆斯林群体。19世纪30年代，法国在北非部分地区开始殖民活动。“一战”中，北非殖民地青壮年大量充实到法国军队里，为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殖民地的士兵们为法国而战，为法国牺牲。“平等地去战斗”本应换来“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和平回归时，法国却完全忘恩负义，并没有信守其承诺。20世纪50年代，由于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局势日益紧张，再加上法国战后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了大量穆斯林举家移民法国的浪潮。法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包括修建低租金住宅在内的措施来改善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生活条件，并吸引了其他“法兰西联盟”的移民。(40)后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饱和、7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移民政策的弊端显现出来，延续至今。目前，法国人口中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到其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还有五十多万犹太人。法国同时拥有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群体。一方面是在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富甲一方、在法国的政商高层都十分有影响的犹太人。穆斯林与犹太人的恩怨情仇既是宗教的，也是历史的。中东地区的一举一动，巴以地区的每一次冲突都牵动着遍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神经。2015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事件”中，犹太人的杂货店也在穆斯林极端分子一系列的袭击事件中成为被袭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大屠杀记忆、对大屠杀的反思和纪念，必然要综合涉及各个群体的情感。
    一个国家的历史书写往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党派执政时各有侧重。一向被认为是与国家相抗衡相对立的市民社会，不排除在特殊时刻，也会与国家意志达成某种默契，与政府一起携手上演“罗生门”。抵抗运动的神话最早正是这么构建的，大屠杀的历史最早也是这么被选择性遗忘的。历史真实在国家利益、民族团结、民众心理创伤的恢复面前曾经如此无足轻重。所幸的是，历史或历史学家不再能垄断对过去的话语权(41)，因为还有“记忆”。在对大屠杀的认识上，在维希历史的重建上，正是集中营受难者的记忆，被逮捕羁押的犹太人的记忆，同性恋者的记忆……这些集体的记忆将历史的真实抽丝剥茧后，呈现出来。且“记忆”的崛起，一方面在历史学内部引致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记忆史学”和“公共史学”(42)的革命。如法国记忆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所说，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题目，而且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向”(43)。另一方面“记忆史”还引发了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新思考。(44)如果说以上这些由大屠杀纪念和记忆史研究所引发的学科效应还停留在科学研究的层面，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是关乎人类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何为善？何为恶？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去做？大屠杀的纪念并非总是救赎和谅解，也有仇恨和审判。对过去的反思和审判，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对大屠杀历史的认识和纪念，作为民主价值观的一部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俨然成了一条准入标准。(45)在历史不断远去，记忆的见证人逐渐离世，青年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对政治怀抱热情的今天，对于大屠杀的纪念，树立正确价值观显得尤其必要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