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的纪念
    在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确定之前，法国已经有两个大屠杀国家纪念日，分别设立于1954年和1993年。为什么在已有一个国家纪念日的基础上，时隔40年后又设立一个国家纪念日呢？这两个纪念日有何区别？法国人在纪念日会举行何种仪式？
    1953年11月，法国部分参议员建议将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规定为集中营受难者国家纪念日，该法令经参众两院一致批准，于1954年由总统签署颁布。(20)这一国家纪念日的批准直接得益于两个民间协会组织“遣送集中营难民、集中营拘禁者及失踪者家庭协会全国联盟”(UNADIF)(21)和“记忆网络”(Reseau du Souvenir)(22)的不懈努力。1952年2月，UNADIF副主席里凯(Riquet)神父向协会办公厅提出建议，提议将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集中营受害者国家纪念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它和每个集中营的解放日都很接近，且不会与复活节假期冲突。设立这个纪念日的目的则是“启发后代们进行反思，为宗教信仰者提供一个祈祷和哀悼的机会”(23)。这一年的4月27日，在FNDIR、ANFROM(24)协会的组织下，在巴黎的犹太教堂和天主教堂分别举办了纪念仪式。5月，著名的天主教作家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法国犹太教大拉比的信，号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联合起来，对大屠杀这一人类的浩劫进行救赎。(25)在大屠杀面前，两大宗教达成共识，设立国家纪念日的时机业已成熟。最终向议会提交立法建议的参议员大多来自“记忆网络”协会。他们既是曾经的集中营难民，也是政府的官员，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力和资源，所以这一纪念日的设立多少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
    在纪念日的组织上，随着各个时期对大屠杀记忆的侧重点的转变，仪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法共的FNDIRP在1954年单独组织了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的朝圣之旅，并发布了《布痕瓦尔德白皮书》，用大量的证据还原了集中营当时的地下网络。(26)1957年前，国家纪念仪式主要在圣罗克天主教堂、巴黎圣母院、瓦莱里安山的地下墓穴和凯旋门下的无名士兵墓举行。之后，纪念仪式增加了三个纪念场所，分别是犹太无名烈士纪念碑、战斗法国纪念碑和集中营烈士纪念碑。其中西岱岛上的集中营烈士纪念碑是“记忆网络”协会主持修建的，1962年戴高乐为其揭幕。纪念碑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所有为法国而牺牲的集中营难民纪念碑，用以纪念那些在“二战”的纳粹集中营被关押和杀戮的所有法国人，不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吉普赛人，或是其他普通的民众。这样，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二战”记忆都被整合进了一部法兰西民族国家抵抗纳粹法西斯的历史。(27)1963年开始，在瓦莱里安山举办的纪念仪式成为各派争夺的要地。一场关乎记忆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打响。战争的双方，一方主张不分种族和人群，纪念全部集中营难民；另一方主张突出抵抗运动在“二战”中的作用，纪念因参加抵抗运动而牺牲的集中营难民。两派都试图在纪念活动中体现自己的意图。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在纪念仪式的第二部分--纪念游行中，由双方派代表轮流担任火炬手。(28)
    到80年代，集中营纪念仪式的组织形式基本固定下来，分为四个部分。在4月最后一个周六或周日的早上，各省首先开始地方性或团体性的纪念，由各地的行政首脑或各团体的代表主持。此外，在德朗西举行被关押犹太难民纪念仪式，在罗亚利奥(Royallieu)举行抵抗运动纪念仪式，在蒙特勒伊·贝莱(Montreuil Bellay)纪念吉普赛难民，在圣罗克教堂纪念集中营难民中的基督徒，在弗雷瑞斯(Fréjus)纪念在日本集中营中关押的法国难民。每个仪式上都有大致相同的程序：首先是敬献花圈，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诵读诗文，吟唱《沼泽之歌》(29)，最后是点燃火炬。在这六个地点点燃的火炬在纪念日这天16点传送到巴黎，开始第二个部分的纪念。第二部分是在巴黎的犹太无名烈士纪念碑，首先仍然是在纪念碑前的草坪上敬献花圈，然后是鸣钟向死难者致意，默哀一分钟。随后纪念仪式转到地下墓室，为逝者念诵犹太教祈祷文，在名册上签名留念。此后，人群静默地向集中营烈士纪念碑行进，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共和国军乐队和6名火炬手。到达目的地后，先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从6名火炬手手中采集火焰；同时，由集中营难民幸存者和少年们一起升起象征着14个集中营的旗帜，共和国卫队唱响《沼泽之歌》。在地下墓室，人们还是照例敬献花圈，鸣钟默哀，向死者致敬。最后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献上三色花环，聆听诗文诵读和《游击队之歌》。(30)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的是第四部分在凯旋门的无名烈士纪念墓举行的添加火焰仪式。这部分仪式照例由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主持。(31)当然并非每年的纪念日都会严格按照这套流程组织，但大致的内容基本一致。在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也会有共和国总统等这样重要的政治人物来主持仪式和发表讲话。略显戏剧化的仪式是必要的，正如德国学者J.C.吕尼格所说：“形象化的印象在平民百姓中……要比用以启智讲理的语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32)
    第二个大屠杀国家纪念日的确定发生在法国犹太人群体要求清算维希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背景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维希战犯审判、维希犹太人档案事件(33)过后，1992年，迎来了“冬季赛车场大搜捕事件”50周年纪念。50年前的7月16日、17日，13152名犹太人被维希警察抓捕，关押到今天巴黎15区的冬季赛车场，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绝大多数人惨死在那里。(34)1992年7月16日这天，密特朗总统出席了在冬季赛车场举行的悼念活动并敬献了花圈。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社会党人让·勒加雷克(Jean le Garrec)向国民议会提出立法动议，建议将7月16日定为维希法国迫害犹太人国家纪念日。这项提议得到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的支持。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1993年2月4日，密特朗总统颁布总统令，确定设立“‘维希法国’(1940-1944)种族迫害和反犹行动受害者国家纪念日”。这一决定在媒体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从左派的《世界报》到右派的《十字架报》，纷纷给予高度评价。也有质疑认为，总统此举是为了竞选而向选民特别是犹太裔选民和左派人士抛出的橄榄枝，甚至这一纪念日的设立会削弱之前的集中营国家纪念日的地位。法案的支持者则指出，7月16日并不是对集中营受难者国家纪念日的复制，而是补充。
    随着法国社会对维希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入，2000年，“‘维希法国’(1940-1944)种族迫害和反犹行动受害者国家纪念日”被更名为“法兰西种族主义和反犹行动受难者及社会公正国家纪念日”。这一名称的变动之重要意义在于：其一，“维希法国”中的“维希”被去掉，维希的历史不再被遮遮掩掩，而是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部分。其二，增加“社会公正”这样的字眼意在向在灾难发生时勇于挺身而出救助受害者的法国人致敬，从而倡导社会的正义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