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脂那”是指中国，“猃狁”对应的应该是突厥，宝主却明言是波斯。道宣曾参与过玄奘的译经工作，故伯希和推测他的记载当本诸玄奘亲口所传。道宣在另一部著作《释迦方志·中边篇》里也提到：“言赡部者，中梵天音，唐言译为轮王居处。言四轮王通局乃殊，住必南方也。……又此一洲，四主所统。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俗风躁烈，笃学异术，是为印度国。……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贤，是为胡国。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古所谓振旦国也。”(45)在这里，作者提到的“宝主”仅说是“胡国”，而没有具体指哪个国家，根据前述推测，这个“胡国”应该是指波斯。
    总而言之，从魏晋时期的“四天子说”到玄奘、道宣笔下的“四天子说”，尽管内容大体一致，但是不同时代的叙述者所要传达出来的意思却不太一样。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地理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十二游经》和《外国传》中的“四天子”或“三天子”的指向都很明确，而到唐代玄奘和道宣的叙述中则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现象。
    “四天子说”在中亚一带也有流传。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在这里就有相关的说法。据《新唐书·西域下·康国传》载：“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46)蔡鸿生先生认为，城楼壁画上的列王图，使人联想起著名的“四天子”传说。何国城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故画面不可能四方展开，只能作左、中、右配置，以致“四主”方位与传说有异，但其基本内容却是一致的。(47)许序雅先生则认为，蔡说忽略了城楼的方位。何国城楼位于都城之南(“城左”)，楼南墙为外墙，不便何王礼拜。所以，城楼仅有东、西、北三墙分别绘画(48)。何国位于康国和安国之间，被誉为“粟特的心脏”(49)，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图像化了的“四天子说”。(50)
    中亚粟特古城片治肯特遗址(又译作喷赤干，在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位于撒马尔罕以东约七十公里)，即为唐代米国都城钵息德城。(51)在这里发现的一所宅院遗址里，也有关于掌管世界的四个(或更多)国王题材的绘画。(52)这类图像很明显源于萨珊波斯(见下表(53))。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早的已知材料是波斯政论书《法斯纳玛》(Farsnama)，其中有关于萨珊国王库思老·阿努希尔宛(Khosrow Anoshiravan，531-579年在位)的记载。据称萨珊国王在一定的公众场合，会陈设几个宝座，在他左边的那个宝座是留给中国皇帝的，他身后的那个给嚈哒国王(在其他时代就换作可萨/Khazars国王)；第三个在他的右边，属于罗马的恺撒(即拜占庭皇帝)。由此可见，粟特人关于世界诸王的模式是直接从萨珊王朝时波斯的皇家宣传那里借用来的。(54)
    “四天子说”还与佛教艺术相结合，出现在高昌回鹘时代(866-1283年)的壁画中。(55)位于吐鲁番东北的伯孜克里克石窟是高昌时期的代表性石窟。据德国学者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考察，其中第9窟右壁很可能描绘了南方增长天王和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的肩部铠甲上刻画着象头，西方广目天王的右手举着一颗宝石，表现了“象主”与“宝主”观念的不断扩展。而在同一时期的高昌佛幡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也同突厥马主联系起来。(56)这些都说明“四天子”观念对佛教艺术的渗透。
    在古代两河流域兴起的诸王朝中一直都有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传统。波斯萨珊帝国衰败以后，阿拉伯大食帝国迅速崛起，它们根据欧亚大陆上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并结合两河流域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有关世界诸王等次的划分。这种“世界观念”与古代印度流传的“四天子说”有颇多类似之处，如印度作为“象之王(象主)”和中国作为“人类之王(人主)”，在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世界观中有着惊人的一致。至于月支、突厥、吐蕃、回鹘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被赋予“猛兽之王”(狮子王)或“马主”的称呼，也属于比较相近的观念。而对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称其为“美男之王”或“人类之王”，在印度和中国人的观念中则认为其是“宝主”之国。这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各地认知观念上的差异。至于阿拉伯人自称为“王中王”，而印度人则认为自己“在天地之中”，这和古代中国自认为是“天下之中”一样，都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绝不是某种文明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古老的文明体系，如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区中都曾出现过的类似认识。无论是阿拉伯人的“五王说”，还是印度的“四天子说”，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上流动的历史，从中也可以看出阿拉伯、印度、中国，甚至拜占庭等多元文明互动与认知的影响。
    注释：
    ①可参阅本人的前期研究成果，王永平：《一位中国皇帝与阿拉伯商人的对话》，《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
    ②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3-106页。(注：以上所引，皆出自该书。)
    ③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188页。
    ④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9页。
    ⑤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