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深深震惊了一向以“文明社会”自居的西方各国。如何避免战争的重演和实现持久的和平成为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各国的政治家们反思战争的起因，寻求消弭战争的办法，一些民间人士也组建各种非政府组织来研究和寻找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并通过跨国的活动来推行其主张，这使1920年代成为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的时代。①各种各样非政府组织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即以国际主义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导原则，并致力于培育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关怀的跨国共同体。当时的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以欧美人士为主，而有“政治竞技场上的百合”之称②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亚太地区出现得最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20世纪20-40年代的亚太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国内有限的研究集中于学会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分会的活动，③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太平洋学会与美日关系、学会与美国政治、学会对亚太研究的贡献以及学会如何促进亚洲意识的兴起等问题。④本文则试图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变化以及在促进亚太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培育太平洋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影响与局限。
    一战后美国的国际主义思潮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立
    一战后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在总结大战教训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大战的爆发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的结果，要想实现持久的和平，必须改造国际关系，用基于平等与合作的“美国原则”取代建立在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基础上的“欧洲原则”。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未来“和平的要素”必须“与美洲各国人民的政治信仰相一致”，即与美国的原则相一致。⑤国际主义者改造国际关系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威尔逊总统对战后和平的筹划上。但是，对欧洲的厌恶和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强大孤立主义传统挫败了威尔逊总统的努力，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没能加入国联。不过，威尔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重建战后国际秩序努力的结束。一些国际主义者发现，太平洋地区是美国可以大有所为的地方，因为历史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实施孤立的政策”，涉及西半球和亚太问题时，美国“从来不是孤立主义者”。⑥也就是说，威尔逊在欧洲的失败并不妨碍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为该地区规定新的国际关系原则。
    实际上，按照美国原则来塑造亚太地区是美国深藏已久的愿望。在19世纪，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是作为欧洲的殖民地而存在的，被视为欧洲的附属，因此在欧洲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区域，同时，欧洲的国际政治文化也被移植到远东，这一地区自19世纪中期以来奉行的是欧洲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随着美国的崛起，特别是在获得夏威夷和占领菲律宾后，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开始把太平洋地区视为一个应由美国领导的、实行与欧洲不同的新国际关系准则的区域，强调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性和美国的独特作用。早在1852年，一向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拓展商业利益的联邦国会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在参议院的演说中说，欧洲的商业、政治、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力“虽然正在增大”，但“在未来其重要性将降低”，而“太平洋沿岸、岛屿和广大地区将要变成今后世界重大事件的主要舞台”，美国必将“完全摆脱欧洲的残余影响和偏见，转而发展出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重塑旭日初升之地(按，即亚洲)的制度、法律和风俗”；而且西沃德相信，“当战争给大西洋世界带来损害和悲痛的时候，在人类活动的新舞台(按，指太平洋地区)，人类更友好的情感将很快会得到培育”。⑦进入20世纪，太平洋在一些政治家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在20世纪，“太平洋的商业以及对太平洋的支配，将成为世界历史上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我们美国未来的历史将更由我们在面向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我们在面向欧洲的大西洋上的地位来决定”，因此美国应该对太平洋施加影响。⑧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和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里德·马汉(Alfred Mahan)也有类似的看法。一战后，“随着作为典范的大西洋体系的解体，远东体系也解体了”。⑨国联虽然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组织，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国联的成员，太平洋地区实际上孤立于国联所主导的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规范、国际文化和国际秩序都需要重新界定。而在美国的国际主义者看来，一战后欧洲在远东影响力的急剧下降为美国提供了机会。20年代，美国舆论非常热衷于谈论在远东推行不同于欧洲的美国原则，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地区秩序。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约翰·蒂利(John Tilley)感受到美国所力图倡导的对东方的新态度和太平洋国际关系的新精神。他抱怨说，美国人大谈太平洋是世界的关键地区，“存在一个太平洋文明和哲学，是一种优越于欧洲文明与哲学的东西”，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神话”。⑩
    在国际主义者呼吁下，沃伦·哈定政府于1921-1922年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试图重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华盛顿会议又被称为“太平洋会议”。华会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表明美国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其特点是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合作与和平竞争。《新共和》杂志主编赫伯特·克劳利(Herbert Croly)当时评论说，华盛顿会议“第一次把太平洋作为某种程度上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区域”，“把一种崭新的原则引入海洋政治中”，有助于建立一个“由相互协商的……平等政治伙伴构成的共同体”，“甚至勾画了一个太平洋地区共同体的轮廓”，代表着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新形式。(11)
    在太平地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不仅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中，也反映在很多个人和民间团体，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人士的思想中。1923年，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倡议太平洋沿岸各国青年会召开一次会议，“从基督教的观点讨论太平洋各民族的问题，并筹划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试图把檀香山地区不同种族之间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和谐共处的经验向整个太平洋地区推广。倡议发出后得到太平洋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响应。1924年9月，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和朝鲜八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派代表举行预备会议，会上有人提出纯粹以基督教之观点讨论太平洋问题太狭隘，各国的经济政治问题亦应加以讨论。与会者于是决定把会议变成一个超越基督教视野的泛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会议，研究国家间的“交往和冲突，培育理解与合作”，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会议的筹备和组织。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太平洋地区不存在“旧世界诸大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古老偏见和仇恨”，“几乎是一张白纸”，因此“可以书写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2)1925年2月22日，会议筹备者在纽约的耶鲁俱乐部开会，来自宗教、新闻、商业、学术和教育等领域的38位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13)这些来自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包括夏威夷)的国际主义者认为，要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仅召开一次会议是远远不够的，在美国拒绝加入国联的情况下，需要在太平洋地区成立一个永久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加强太平洋各国民间精英之间的联系与友谊，讨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问题。(14)随后，会议的召集机构--设在夏威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该组织命名为“太平洋国际学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