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30日至7月l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成立大会，来自美国本土、夏威夷、日本、中国、朝鲜、菲律宾和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的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145人出席了会议。(16)除安排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分别阐述了本国对太平洋问题之看法外，会议还举行了多场圆桌讨论，涉及议题包括：移民与种族关系，太平洋各国的生活标准，处理太平洋问题的方法，教育机构对促进种族间和国家间相互理解的贡献，国际合作的方法，宗教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中的作用，耶稣、佛陀和孔子的思想在现代种族间和国家间关系的应用，外国传教士在不同民族交流中的作用，宗教与教育问题，远东地区工业化的后果，中国自然资源的开发，治外法权问题，海关控制权、关税修改与外国贷款，太平洋各国经济、商业和金融政策，太平洋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机构的组建，太平洋地区的裁军等。(17)会议宣布太平洋国际学会(当时在中国称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作为永久性组织成立，该组织“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他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18)也就是说，学会完全是一个由民间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会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分别建立了国别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成为学会的团体会员。后来法国、荷兰、苏联(短期)、缅甸(短期)、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印度也成立国别理事会加入学会。1927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学会的章程，根据该章程，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以改善相互之关系”。(19)学会的组织机构包括：(一)指导机关“太平洋理事会”(Pacific Council)，由各国别理事会派一名代表组成。会议选举斯坦福大学校长雷·威尔伯担任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日本银行行长井上准之助(Junnosuke Inouye)为第一副主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David Yui)为第二副主席，夏威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夏威夷商会前会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阿瑟顿(Frank C.Atherton)为司库。(二)办事机关国际秘书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由约翰·戴维斯为总干事，查尔斯·卢米斯(Charles Loomis)为助理总干事。(三)参事会(Advisory Committee)，由太平洋理事会委派，以襄助总干事，为学会工作提供建议。
    国际秘书处一开始出版学会通讯(Institute News Bulletin)，1928年通讯更名为《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在中国称为《太平洋月报》)，由伊丽莎白·格林(Elizabeth Greene)担任编辑，为半新闻、半学术性杂志。《太平洋事务》的栏目有：论文、短讯、转载、书评、图书节录和摘要以及译文等。美国理事会则于1932年开始出版学术杂志《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主要刊登有关经济事务的消息和文章。《太平洋事务》和《远东观察》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于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英文信息来源。
    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是一个外交机构，也与政府政策没有任何正式的关系，“其性质是教育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学会也“不为紧迫的政治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或游说政府官员接受其制订的方案，不吸收官员加入学会。太平洋国际学会“只提供一个交换思想和主张的论坛”，对政策的影响在于政府官员吸收了讨论中提出的思想或学会的讨论影响了公众舆论。(20)
    构建太平洋共同体：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与学会前期的活动
    作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深受一战结束前后在美国兴起的以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1929年追溯学会的起源时曾明确指出学会的建立是一战后新的国际主义思想的产物：
    有史以来，用来处理国家间交往的国际机制的演进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以及武力是调整国家间分歧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一假设之上的。从这一机制中产生了秘密外交理论，其行为准则是故意保密和掩盖事实。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少数人的主导和多数人的沉默和无知之上的。但是，从1918年以来，一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方法出现了，这产生于对人类关系的新看法，建立在弱者的权利、国家间相互依赖、事实的力量、人民的才智及其对政治的参与之上。太平洋国际学会就是作为这一机制的一部分而产生的。(21)
    所谓“不同的国际关系方法”就是自由国际主义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在1925年成立大会上，将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应用到太平洋地区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声音。弗兰克·阿瑟顿在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说：“我们是要让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以及政府要员的自私野心主导人类生活还是让这些斗争和野心服从于理性、正义、自由和对人类权利的尊重?”他认为，太平洋地区没有“在大西洋地区盛行的世代相传的仇恨和敌意”，因而“有更好的机会开诚布公地直面形势”，克服分歧，建立不同于欧洲的新型国际关系。(22)太平洋学会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是把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视为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和学会的主要任务。在学会组织者看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各国的看法截然对立，而通过集中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与会者会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有更好的理解，甚至修正自己的看法，进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而这些都有利于化解国家间的矛盾和争端。以相互理解代替相互敌视被学会组织者视为国际关系的新方式。用赫伯特·克劳利的话说，太平洋学会的建立“是用(相互)理解来启迪和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试验”，看一看“某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谅解是否能导致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诞生”，“如果其试验成功，最终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各种事务产生重要的影响”。(23)中国代表顾子仁亦有同感，他在成立大会上称学会是在探索“解决问题和处理分歧的新方式”，即“通过谅解、宽容和善意的精神”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是一场“共同的试验”。(24)学会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和开展联合研究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媒体人士、商人和卸任外交官组成的跨太平洋的交流网络，这一交流网络有助于彼此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太平洋理事会主席雷·威尔伯在1927年大会的开幕演讲中说：“像别人看你那样看待你自己、通过邻国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国家是一种艰难的但却有益的经历，如果我们想成功地处理这个大洋的事务，很多人都必须有这一经历。”(25)
    其二是抱有科学主义信仰，相信通过“科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事实”(国家间纠纷的根源)，并设计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化解国家间冲突，实现和平。阿瑟顿在1925年成立大会上提出，“毫无疑问，(国家间)很多怀疑和不信任源自对事实的无知，……因此，首要的事情是需要弄清楚关于每一个国家的所有事实，这些事实会影响其思想和行动，影响该国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态度”。(26)而事实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在参加成立大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悉尼大学历史系赫塞尔·霍尔(Hessell Duncan Hall)教授看来，“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最大贡献是发现太平洋国际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在极其复杂多样的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进行讨论，他们可以联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事实是什么”。(27)这与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对科学与理性的乐观信仰有关。在学会参加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就像国内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一样，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加以解决，即寻找问题、发现症结和提出解决方案。成立大会代表、夏威夷大学校长阿瑟·迪安(Arthur Dean)称，“科学思维方法的兴起”作为新潮流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它包括收集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推理，然后进行系统的试验，最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可以应用到国际关系中，学会的工作就是像科学研究那样“进行同样有耐心而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同样不带偏见的推理(reasoning)以及同样勇敢地追求真理”。(28)1920年代的科学主义信仰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人们相信科学可以驱散愚昧和无知，并解决人类面临的贫穷、压迫和战争等问题，给人来带来福祉。正因为相信科学研究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太平洋学会把研究视为其最重要的工作，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此来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学会国际秘书处1931年编撰的《太平洋学会手册》这样介绍学会的工作：
    各项重要国际问题，在昔历史上解决之方法，厥惟诉之于战，今乃谋一和平处理之法，聚各国之人于一处，融洽情感，互相了解，用科学研究之方法，收集材料，然后诉之理智，以求得一应出之途径，使摧残人类之战祸，可以减少。此种工作之重要性，与世界和平有密切之关系。(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