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的影响与局限
    战后，学会得以恢复正常工作，新任总干事霍兰帮助恢复了被战争中断的各国别理事会的活动，并在1947-1958年间分别在英国、印度、日本和巴基斯坦召开了四次会议。研究出版工作也继续进行，重点集中在对东南亚问题以及对日占领与重建问题的研究，中国革命也引起了注意，朝鲜问题被纳入研究计划。但是战后的环境与战前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学会影响力急剧下降。苏联没有参加学会，日本直到50年代初才重返学会，而中国理事会由于内战的影响则远没有战前活跃，与太平洋理事会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更严峻的是，学会在1947-1950年间遭到美国政府的攻击，到1951年更是成为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高调调查的对象，参议员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以帕特里克·麦卡伦(Patrick A.McCarran)为首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则指控学会是导致美国“丢掉”中国的罪魁祸首。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学会的声誉和士气。学会在1952年后失去了大部分资金来源以及作为教育机构的免税待遇。1960年，学会宣布解散。《太平洋事务》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接手，《远东观察》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手，后更名为《亚洲观察》(Asian Survey)。
    如何评价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作为太平洋地区最早的跨国性私人合作组织和知识共同体，学会发起者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塑造相关国家的公众和政府官员对太平洋问题的看法来改善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而不是直接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根据学会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以改善相互之关系”，即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平等的讨论来促进太平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应该说，学会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早期达到了这一目标。学会提供的交流和讨论的平台非常有助于增进各国，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友好、合作和协商的气氛。用赫伯特·克劳利的话说，学会有助于“把(政治)竞技场改造成大花园，给人性中五彩缤纷的花朵以更好的绽放机会”。(60)参加1925年成立大会的澳大利亚代表曾对夏威夷大学日本历史与文学教授、日本同志社大学前校长原田助(Tasuku Harada)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跟日本人进行过坦率的交谈，一直认为东方人的心智(mentality)与西方人是不同的，但是在会上与日本人坦诚地交谈后，他发现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他们是拥有同样心智的同样的人。(61)法国前总理、太平洋国际学会法国理事会主席阿尔贝特·萨罗(Albert Sarraut)在1936年约塞米蒂会议最后的全体会议上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在过去的十四天里，我们亲密地过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国际生活--这是一个微型世界。不同种族的人们在一种真诚友好的关系中轻松地交流，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微笑和最好的东西贡献给这一关系；我们像兄弟那样交换纯净水和番茄汁；美国人和日本女士根据同样的节拍起舞，俄国人和中国女士分享同一只布鲁斯舞曲的喜悦。……我们的文明不是不相容的，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从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东西方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敌视，相反，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些文明的辉煌与美丽融合在一起，就像迥然不同的鲜花混合在一起构成五彩缤纷的和谐花园一样。(62)
    学会的工作无疑有助于消除误解，促进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国家特性和国家理想持一种更加开明、更加同情的态度”。(63)
    太平洋学会和各国理事会对相关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学会的历次会议都得到舆论的关注，会议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观点和主张也得到了广泛的报道，特别是前两次会议得到的关注最多，日本和中国的与会代表回国后发表文章或做演讲，来介绍学会的功能和目标。就教育公众和影响政策而言，太平洋国际学会最辉煌的时期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当时学者、商人、新闻工作者、慈善家、退休官员和部分现任官员都参加了学会组织的论坛。学会组织出版的书籍、小册子和论文被数以百万计的读者阅读，成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有关太平洋地区知识和信息的“独一无二的最佳来源”。(64)不少学会的官员和成员直接参与了美国军事与外交活动，成为美国政府的局内人。毫无疑问，学会对战争进程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可能难以精确地估价，在不同国家影响也会不同。
    学会更长远的影响和更经久的遗产是对亚洲研究的推动，其开展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的成果标志着美国亚洲研究的起源。在1925-1952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秘书处和各国别理事会共组织出版了关于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1399种书籍、小册子和会议记录，以及9种期刊。(65)这些书籍大多由来自美国和亚太地区的顶尖学者撰写，是最早的关于亚太地区的社会科学成果，成为战后亚洲研究的基础，很多著作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6)不仅如此，太平洋学会通过会议、学者私谊和联合研究的方式建立了跨太平洋地区的学者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学会解散之后仍然发挥着作用，继续从事有关亚太问题的研究，并培养了新一代亚洲研究人才。正是太平洋学会的旨趣赋予了美国亚洲研究关注现实问题和重视知识实际效用的传统，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就是“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还在于教育公众和影响公共政策”。(67)夏威夷大学教授保罗·胡珀(Paul F.Hooper)在1988年评论说，“就对某一学术领域的贡献而言，没有任何团体能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相比，如果该学会不曾存在过的话，很难想象亚太研究目前会是什么样子”。(6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费正清1987年在给学会最后一任总干事威廉·霍兰的信中说，“让当前和未来一代研究者了解他们的先辈是非常必要的”。(69)
    但是，总的说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其存在的时期内，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未实现改善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目标。这一失败既是学会无法控制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巨变--大萧条、日本军国主义的得势和侵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同时也与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关，包括各国别理事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学会对科学、理性的天真信奉。
    学会吸取一战的教训，试图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基础上解决太平洋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但是一些国家的理事会却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把学会组织的会议当作表达本国立场与诉求的舞台，试图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追求国家目标和实现国家利益。日本、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立场的传声筒，中国国民政府实际上也试图通过中国代表团利用学会会议这一国际场合来传达中国政府的声音，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借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70)美国代表也抱有由美国来主导亚太事务的目标。胡适在1931年上海会议开幕式上曾告诫与会者，“在承平的时候，凡是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71)在和平时期，这一态度大体上还能够得到恪守，而一旦发生战争，坚守国际主义精神就会非常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理事会的很多会员就觉得“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72)赫伯特·克劳利在1927年檀香山会议上也曾告诫与会者，在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学会的成员作为本国的公民不选边站队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根据自己良知的判断选择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或反对这一政策”，但是作为太平洋学会的成员，还应该“保持自己的判断公正无私、充满警觉以及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否则其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损害”。(73)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的国民身份极大地妨碍了其判断的无私，克劳利的预言不幸言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民族)主义最终压倒国际主义，服务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战争需要成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实际上，从3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欧亚大陆的冲突与战争，通过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来维护和平的国际主义思想被很多团体和个人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被抛弃，太平洋国际学会只是其中的一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