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有各国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太平洋问题是学会的第二项工作。截至1945年，学会共召开9次会议，除前两次(1925、1927)在檀香山外，其余在东京(1929)、上海和杭州(1931)、加拿大的班夫(Banff，1933)、美国加州的约塞米蒂(Yosemite，1936)、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比奇(Virginia Beach，1939)、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特里姆布兰特(Mont Tremblant，1942)和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温泉村(Hot Springs，1945)。这些会议通常是以圆桌讨论的形式来进行，历次会议的记录以《太平洋问题》为书名出版，内容包括圆桌讨论概要和各国别理事会提交的“资料论文”。1936年以前的会议主题通常避免热点和紧迫的问题，而讨论太平洋地区的一般性问题，包括：移民和种族关系(1925)，中国的对外关系、食品和人口(1927)，中国的对外关系和满洲问题(1929)，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1931)，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冲突和控制(1933)，太平洋各国社会与经济政策的目标和结果(1936)。(40)把各国有影响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召集在一起进行圆桌讨论的主要目的是在友好合作气氛中通过非正式的讨论来澄清事实，交换意见，协调各国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看法，而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会议通常也不提出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如第一任总干事戴维斯所言，“会议不是一个寻求一致意见的地方，会议也不通过决议和采取行动。相反，它是一个表达基于个人经历的意见和基于个人对相关事实的理解而产生的各种信念的论坛”。(41)召开会议是为了鼓励和推动太平洋地区不同种族和国家背景的人士进行跨文化接触和交流。胡适在1931年上海会议上曾这样阐述学会国际会议的这种作用：
    若是我们仅以意气用事，不听对方的理由，我们会失败的。若是我们来到这里，仅仅为某一种学说去宣传，或是仅仅为某一种事件去辩护，我们会失败的。……我们除非开诚布公，捐除成见，我们是不能希望或(成)功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揶揄，不是要呐喊，乃是要了解。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教训旁人，乃是要共同思想，彼此交换意见。只有用谦恭寻求真理的精神，我们才可以得着一部分的成就。(42)
    会议在学会早期比较重要，到40年代初，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对研究工作的强调，会议变成第二位的工作。
    学会的第三项工作是教育。这里的教育是广义的，是指通过生产和传播有关太平洋地区的知识，让公众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用美国理事会年报的话说，就是增加(美国)公众“对太平洋地区问题的了解和深化他们对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思考”。(43)学会深刻地意识到“教育公众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非常重要”，而“太平洋国际学会是这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的试验”。(44)学会的教育工作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是通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出版物，包括会刊《太平洋事务》、学会历次大会记录以及学会资助和组织出版的研究性著作，这些出版物都可以起到传播有关亚太地区知识的作用；二是各国别理事会在本国开展的对本国公众的教育工作，在这方面，美国理事会的工作最有成效。
    在1937年底，美国理事会有900名成员，到1938年底有1325名成员，他们来自教育界、商界、各专业领域以及政界，分布在全美各地，其中加州和纽约成员最多，也包括一些旅居外国的美国人。(45)根据美国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学会的教育工作包括：支持一些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等开展关于太平洋地区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在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机构使用的关于远东问题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到社区和团体进行演讲或帮助寻找合适的远东问题演讲人；在美国各地区组织关于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会议、演讲和圆桌讨论；在中学开设有关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项目和教师讨论班；向感兴趣的公众提供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与其他机构和团体合作提供关于远东知识的服务。(46)
    学会国际秘书处1931年编撰的《太平洋学会手册》中提及学会的研究、会议和出版工作“彼此相辅相续而行”，其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会议讨论之时，虽不求彼此意见之一致，及采取解决之方法；然各国代表对于切肤之问题，本其经验及事实之考察，尽情揭白，以供共同之研究，彼此间平时事实上错误之解释，不难水落冰消，且根据明确之事实，作自由坦率之研究，则其所讨论之重要问题，自不难得出适当解决之办法。(二)国际间各种复杂之问题，经会议讨论之后，各方代表对之所蓄之意见，自可发挥尽致，即未揭出如何解决之政策，而其讨论之经过，实足以供当事者双方解决此问题之参考。(三)此种讨论之结果，即足代表公意，且举讨论之情形与材料，刊布于世，尤足以促成有力之舆论。而正确舆论，足以影响各国之政策，已为事实所昭示，无待置疑也。(47)
    通过学术研究、会议讨论和公众教育，太平洋国际学会试图把威尔逊主张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运用到亚太地区，其作用不仅仅在于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对外政策，还在于通过太平洋地区知识、教育、商业和媒体精英人士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理解和善意。作为首个总部设在太平洋地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学会的工作及其建立的知识交流网络有助于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上培育一种新的太平洋意识，促进了太平洋共同体观念的萌芽。雷·威尔伯感叹说：“来自不同种族的，背景各异，利益对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理念彼此不同的九个民族的男男女女们聚在一起，来共同探讨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相互谅解的新型国际共同体，这是人类崭新的经历。”(48)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了亚太地区的个人“试图把威尔逊国际主义应用到这一文化多样的地区和建立一个和平的太平洋共同体的努力”。(49)
    爱德华·卡特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性质的变化
    在学会前十年，学会的会议议程和研究计划基本上避免直接讨论太平洋地区有争议的问题，如中日战争，而关注更深层次的或长远的问题，力图保持学会的中立，也避免在有争议的国际关系问题上表达学会的立场。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把学会界定为“非教派的、不争论的和非宣传的”机构，“发挥国际减震器、事实发现者和解释者的作用”，认为学会“中心工作是研究太平洋各国人民的状况和发现作为该地区主要矛盾之基础的事实”。(50)也就是说，学会是一个推进跨文化接触和通过私人网络交流个人看法的工具。学会的重点是讨论经济和文化而不是政治问题，尽量避免直接讨论政治冲突。虽然学会绝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际秘书处和太平洋理事会也主要由美国人来构成，历次会议的代表中美国人也最多，但是在学会前期，美方代表非常愿意倾听亚洲国家代表的意见，学会前四次会议也是在太平洋地区(檀香山、东京、上海和杭州)进行的。这些都反映出学会的跨国和国际的色彩。如果说，学会前期工作的宗旨主要是促进相互理解和培育太平洋共同体观念的话，从30年代后期开始，学会的活动则逐渐偏离这一宗旨，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变成美国的智库。这一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