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把公共舆论视为影响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并把培育正确的舆论视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学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大都相信舆论的力量，认为知情的公众是正确的对外政策的基础，而学会的工作就是教育公众，启发决策者，进而影响政策。学会定期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通过交流向会议参加者，即各国的意见领袖提供“事实”，然后由这些意见领袖教育公众，同时学会的出版物和成人学校也发挥着教育公众的作用。而一旦公众获得“正确”的信息，将会影响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而这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阿瑟·迪安在成立大会上即指出，民主是现代生活中的新潮流和当今世界的巨大驱动力量，“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国际关系都不再能在国王的密室里解决，普通大众坚持有知情权，希望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各国人民的所知、所想和所感在今日的国际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当各国人民了解了真理，清晰地思考并公正和审慎地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希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30)美国代表、著名的政治与社会评论家切斯特·罗厄尔(Chester H.Rowell)也认为把国际关系问题完全交给外交官处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原来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的人现在也关心太平洋问题，“因此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处理”。(31)在1927年大会的圆桌讨论中，与会者同意，“偷偷摸摸的秘密外交空间越来越小了”，“主要建立在把战争视为解决国家间纠纷的手段甚至是最后手段的观念之上的阴谋外交正被一种建立在相互合作基础上以讨论为形式的新外交所取代”，而这种“新外交”“不仅依赖于新的国际治理机制的发明，还依赖于公众舆论为这种新机制的运行提供力量”。(32)
    因此，学会组织者特别强调学会的非官方色彩和作为知识交流与合作机构的特性，强调学会的工作不是直接卷入决策，而是培育正确的公众舆论。雷·威尔伯称“学会代表了一种科学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收集信息、研究事实和向公众发布这些事实的努力。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信息公开，培育知情的公众舆论来取代国际争端中的弹药”。(33)阿瑟·迪安在成立大会上提出，“学会的工作不是办外交”，与会者“不是作为国王、皇帝或总统的代表”来为自己的国家“争利益”和“打击对手”的，“而是作为我们各自国家普通公民的代表”“以个人的身份到这里来寻找启发，获得智慧，并谦恭地希望，通过我们，智慧将在我们的国民中间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长”。(34)而公民个人参与的民间讨论有官方外交所没有的优势，即开诚布公从而发现“真相”。阿瑟顿在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上说：
    公民个人可以经常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坦诚地讨论与其国家相关的重要事务，而政府官员则不能。这是因为很少有官员具有在重要事务上约束其政府的权力，因此不愿意与其他国家政府的代表就意见分歧点进行讨论，以免自己被置于尴尬的地位。另一方面，个人或公民个人组成的团体则可以开诚布公地和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团体可以向政府官员提出建议和请求，要求其行动。因此，经常是非官方团体有一种独特的优势为在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问题上采取行动开辟道路。(35)
    通过民间团体的活动来发挥舆论和公民个人在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1920年代非常盛行，成为那个时期和平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国民外交”。参与发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并长期担任中国理事会负责人的余日章就号召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他在1924年5月的《青年进步》上撰文说：
    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切实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36)
    1925年2月10日，《申报》在报道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筹备会即将开会的消息时称，未来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大会“为一纯粹之国民外交会议”，“所讨论之问题，赅括一切沿太平洋各民族邦交上之种种，期待谅解与协作而免除国际之纠纷。……此会议之宗旨，即以纯粹之国民外交，开诚研究，厘定普通原则以资遵守，并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之症结，以祈和平。其重要性殊不在华府会议之下”。(37)
    学会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对太平洋地区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召开会议交流意见，进行讨论；通过出版对公众进行关于太平洋地区知识的教育。学会发布的手册这样介绍学会的工作：“太平洋学会工作之性质，实以研究为主要。……工作进行之程序，首为研究。择各种困难繁杂之问题，委托专门家研究之，以其结果，供下次之讨论。次为会议。会议讨论之内容，按照议定之次序，不仅限于指定研究之专题，尚有其他各委员之论文。三为出版。此会之集议，讨论完结，并不表决或标明政策，但将要点宣布于世，以之代表舆论而已。”(38)
    研究工作是学会组织的最重要工作，研究工作的宗旨是发现“事实”。在学会看来，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关系是一些更深层次矛盾的外在表现，要想缓和这种紧张关系，必须发现其深层次的因素，即通过研究找到矛盾与冲突的根源，然后加以解决。如中日冲突必须通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加以理解，包括日本的人口增长、资源与土地利用、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日中贸易关系以及日本的帝国野心等。为了更好地推进研究工作，国际秘书处于1926年专门设立研究干事一职，由新西兰坎特伯雷学院经济学教授康德利夫(J.B.Condliffe)担任。1927年，学会在太平洋理事会下又设国际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由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肖特维尔担任主席。学会的研究工作通过两种渠道来组织：一是由各国别理事会负责组织和开展与本国政策相关的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报国际研究委员会批准，其研究报告通常作为“资料论文”提交给理事会召开的会议，并在与会代表中散发；二是由国际研究委员会自己拟定研究计划，这类研究计划通常围绕太平洋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并需要多个国别理事会的参与，其研究成果会以论文或书籍的形式出版，成为关于太平洋问题的权威研究报告，并译成多种文字。无论哪种渠道，学会都会提供资金支持。到1930年代中期，学会组织和资助了十大问题的研究，分别是：(1)食物供应、人口和土地利用；(2)远东地区的工业发展；(3)远东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变迁；(4)关税、原料、对外贸易和投资；(5)满洲的经济与政治发展；(6)附属地、土著人民和殖民地发展；(7)社会与文化关系；(8)人口迁移与移民限制；(9)生活标准；(10)国际法、外交机构与政治发展。(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