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指出的是，欧洲人虽然依靠“进步”、“文明”史观界定中国的“停滞”，但他们接受的“中国历史”相关信息本身就有被曲解的一面。19世纪关于中国历史的主要资料是在1777年至1783年间出版的冯秉正(De Mailla)译7卷本《中国通史》(Historie Generale de la Chine)(17)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1735年)。冯著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主，博采其他史书为补充。《通鉴纲目》本身是朱熹对《资治通鉴》施以理学化解释，冯秉正就向欧洲人呈现了一个儒家眼里的中国编年史，令他们感觉中国从古至今都无变化。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诸多欧洲哲人都持有此观点。因此停滞论题并不只是欧洲的“发明”，而像是吸收了中国人的自我认识。马森也认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与耶稣会传教士要对在欧洲人中间散布中国人墨守陈规、停滞不前的观点负有很大责任(18)。
    密尔父子的野蛮/文明二分法
    苏格兰史学家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意识到个人理性的局限，重视既有制度和风俗发挥的维持与限制的双重作用。这就使得他们持有微妙的多元立场(19)。当代学者也指出，18世纪哲人“怀疑欧洲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公正性，并且尊重其他社会的文明成果的理性”(20)。而亚洲的制度与生活方式“既未被强制纳入‘野蛮’的狭隘模式中，亦未被挤入特殊的人种学论述中”(21)。但这种立场到了18世纪末逐渐式微，让位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粗暴的二元划分。这一思想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珍妮弗·皮茨就认为，约翰·密尔与其父亲詹姆斯·密尔的思想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典型代表。
    约翰·密尔的“中国观”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这些主要是其父亲詹姆斯·密尔教导的。作为在苏格兰出生、学习，之后在英格兰成名的文人，詹姆斯·密尔“处于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约翰密尔的自由主义特色的进步理论之间”(22)。同时，作为边沁的忠实信徒，他还将苏格兰哲人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功利主义杂糅，形成了一套粗陋的社会发展观。
    苏格兰哲人在探讨各种社会形态时十分克制，对于那些与他们自身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和习俗惯例的社会，他们通常很谨慎地思考其复杂程度。亚当·斯密就认为各类社会中的制度与行为“源于成熟思维的合理判断，其目的在于回应他们环境的特殊挑战”(23)。从而尊重许多蕴含于非欧洲社会之中的价值。詹姆斯·密尔吸收了苏格兰历史学家的观点，但其做法破坏了后者的微妙性和洞察力。詹姆斯将斯密和弗格森假定的相对微妙的发展层次简化为文明/野蛮的二分法，随后将所有的非欧洲社会同化为一种社会“初期”的单一种类。詹姆斯·密尔更认为一种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与其成员的智能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野蛮人的行为就表明其思维愚蠢，理性屈从于激情。他把非欧洲社会的风俗习惯看作是智力低下的证据。据此，詹姆斯提出了一种唯一的文明指标：所有社会能够根据它们促进功利的程度而划分到一种历史与道德的等级制度中。因此，他把所有的法律制度和行为方式看成一个社会野蛮或文明的证据。于是他只需要收集证据证明中国的落后，而非以细微差别去确定中国的文明阶段。在1809年刊于《爱丁堡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密尔说中国是“不变的，或农业社会的婴儿期，或仅比婴儿期稍发达”。以功利主义的幸福计算标准看，中国等级极低，“他们的政府是一种处于非常简单和原始形态的专制政府，在中国，没有一种制度能够表明它已处于超过农业社会初期形态的文明阶段”(24)。
    约翰·密尔遵循其父，将功利主义模式置于印度、中国和波斯问题之上，并通过“停滞”联系起来。在1838年的文章《论边沁》中他提到中国的停滞，而这与他7年前的文章《论时代精神》中提到的社会之“自然”状态有关。所谓“自然”状态就是墨守陈规与精英统治，“人们尽管有时不开心不满意，但是习惯性地默认同意法律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寻找解脱，而不是挑战它们”。更重要的是，“由于自愿默认，人们的观念情感是由最具才华的人塑造的，时代的知识和道德便随之形成”(25)。在其后的评论托克维尔的文章以及评论基佐的文章中，密尔开始关注中国，并批评导致社会停滞的政治文化。而政治多元化成为这些著作的主题。
    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对这种“停滞”论推波助澜。在19世纪初，将世界经济划分成动态与静态落后国家的理论，成了关于停滞和没落的“老调新弹”。斯密和马尔萨斯都曾提及中国的经济与财富的静止，密尔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将中国与印度作为“经济静止”的范例。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源则是缺乏产权、轻视商业与外贸。而且，“中国人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当一个国家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把生产进行到这样一个水平，该生产水平产生的报酬额与该国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时，该国便达到了所谓静止状态”(26)。
    黑格尔虽不是密尔的主要知识来源，但其观点影响深远：黑格尔认为非洲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运动和发展。中国、印度至少是世界历史早期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对照引人思考，因为这随后形成了密尔思想的核心：一个未开化社会不会威胁文明社会，而文明古国则为一个先进国家昭示了它可能遇到的最可怕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