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导向停滞
    欧洲人有感于历史上的大帝国，如希腊、罗马、波斯、奥斯曼和中国曾有过辉煌发达的文明，现在却停滞了。如何防范僵化，使得社会稳定与工商业繁荣兼得?中国成为英国哲人的前车之鉴，一个依然存在却必须避免的先例。
    在欧洲人眼中，与中国的停滞相联系的是中国的政治专制，特别是习俗和思想的专制。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关于中国专制的大论辩：启蒙学者，还有法国新君主主义者赞扬中国的“开明专制”(27)；而共和主义者则竭力反对。比较突出的就是魁奈与孟德斯鸠之间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论战。到了19世纪，欧洲人日益察觉到一种更多与法国大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新的专制，即大革命后的国家权力集中化与官僚化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均质化过程。孟德斯鸠遂成为19世纪政论家和思想家的先知，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多元论的、自由主义的话语，提倡进行社会-政治重组，以期重新创造出中介性力量，防止堕入专制统治。因此，就思想来源而言，为了尽可能理解密尔，我们需要回到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基佐和托克维尔。
    1813年，贡斯当写就《征服与篡夺的精神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一文，其中的主题后来成为密尔所关切的“专制权力对知识发展的影响”。贡斯当以古埃及、希腊和中国为例，“这个国家的政府已经成功地奴役思想，并使之仅仅作为工具……无人敢于开启新路，或偏离陈规意见”(28)。基佐的“文明”史观对密尔(还有托克维尔)影响深远。基佐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十分独特，社会组织和思想都呈现出“多样性”，其结果就是自由。“然而在其他文明中，单一原则、单一形式的独占性的、或者至少是过于占优势的控制一直是暴政的原因。”(29)“文明原则的单一性有一个不同的效果：社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30)托克维尔曾聆听基佐的讲座，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他也以中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31)。在1845年《基佐的历史论文与演讲》一文中，密尔重申基佐的观点：早期专制国家停滞了。他也赞同基佐的基本分析，即政治权力、社会生活以及思想的多样性能带来自由。他指出基佐发现的古代文明“单一性”与欧洲文明“多样性”特征其实质在于揭示了一种所谓的“系统对抗状态”。
    当然，密尔最详细地论述中国是在其名著《论自由》中。就在他撰写该书之时，欧洲的枪炮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马克思与恩格斯比密尔更清楚商业正在结束中国的孤立和静止。而密尔更关注“人类进步的停滞障碍”，认为这种停滞障碍更多源于思想和习俗的专制。
    在《论自由》第三章论及习俗的专制时，密尔一共五次提到“中国”，还间接地涉及到中国一次。他指出：人类的行为方式与思想一样必须是自由多元的，从而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人民的性格力量丰沛，首创性、独特性，甚至怪僻性丰足，社会才有高度自由和文明发展。在他看来，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显现出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现不能宽容”。公众更加倾向于整齐划一的标准，力图让每个人都适合于被认可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乃是要对任何事物都不存强烈的欲望。……乃是要用压束的办法，像中国妇女裹脚那样，斫丧人性中每一突出特立的部分，把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辈。”(32)他将这种习俗的专制视为人类进步中的持久障碍。而中国正是习俗扼杀个性，最终导致停滞的典型。“整个东方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一切事情都最后取断于习俗……那些国族必定是一度有过首创性的……一族人民是会在一定长的时期里前进一段而随后停止下来。在什么时候停止下来呢，在不复有个性的时候。”(33)
    正是从这一角度，密尔抨击中国的文官制度。自17世纪初，欧洲人从耶稣会士的作品中看到，中国官员通过考试制度跻身官场，作为政府公仆制约皇帝的最高权力。这对想要以一己之力改造社会现状的热血思想家们极具吸引力。如18世纪初期，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推崇中国的文官制度，并以此讽刺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腐败政治(34)。密尔的好友托马斯·卡莱尔就十分赞赏中国的文人治理。但密尔批评中国政府缺乏权力制约，最终变成专制。他更看到，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最终会让官员和地位卑下的农夫一样，成为“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因为“这种国度的结构乃是把这个国族的经验和实际能力组织成一个有纪律的团体……这种组织自身愈是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最能干的人员愈是成功，那么它对包括这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内的一切人们的束缚也就愈加完整。因为管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役，正不亚于被管治者之成为管治者的奴隶”(35)。
    民主的焦虑
    欧洲人之中国观的转变与欧洲国家逐渐摆脱专制，进入民主社会的历史过程重叠。因此，“停滞”的中国实际上反映了不少欧洲哲人对本国社会状态的忧虑。对于贡斯当和基佐，现代专制会导致停滞。托克维尔则警告现代民主也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他们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密尔。
    托克维尔遍览历史，指出毁灭文明的力量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内部。“因为罗马的文明是随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所以我们可能过于相信，只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36)“决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尚远而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其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自己的手中夺走，那末，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37)由于中国文明曾在历史上领先于欧洲，托克维尔就使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明文明是如何丧失的：“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38)
    托克维尔之言引起了密尔的共鸣。1840年，在读到《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后，他写信给托克维尔：“在那么多的或多或少我感觉新颖的观点中，我发现您的一个重要结论正是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的……即民主的真正威胁，我们要奋力反抗的真正罪恶，以及全部人类力量要运用之处……这不是无政府状态或喜好改变，而是中国的停滞不动。”(39)密尔不是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是一个警示。在1838年《论边沁》一文中，他就说一切进步国家之伟大乃源于“有组织的反统治者派别……社会不会变成停滞的中国，或趋于解体”。若无反对派，“人类不可避免倒退”(40)。由此，密尔挑战了传统观点，否认西方的“进步”源于“商业与工业”精神，而是近代欧洲在“单独和独立的权力源泉”中“系统对抗”的产物。在1845年《基佐的历史论文与演讲》一文中，密尔将东方的专制政权与欧洲多样复杂的文明区别开来，警告读者要防止欧洲堕入东方专制的命运。停滞的专制不是“只有过去才有的危险；而是未来可能就要出现的”。他担心时人太容易认为进步就是“我们人种的内在本质”。“比如，教育-心灵文化-似乎有个更好的名头，来用独断权威统治世界，然而如果受教育者和文人受到中央组织的规训，可能成为在中国那样的政府--没有大众力量来制衡，对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家长监管，结果就是更黑暗的专制，这比军事独裁和贵族制都更反对进步。”(41)密尔宣称，西方文明的多种优点被一种公然的蔑视个人自由、经济平等和文化多样性损害了，并加速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危机，他担心这种趋势如果持续，西方文明将变成第二个中国。“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在我们英国慈善家们所正努力以赴的那个方面，即在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都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已经达到出乎英国慈善家们的希望之外了……除非个性能够充分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42)欧洲尚未步入这种命运的原因则是，“他们性格上及教养上的显著歧异……他们闯出了各式各样的多种蹊径，条条通向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欧洲“正朝着那种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断然前进”(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