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帝国时期(约公元前934-前612)，王室铭文、国王的诏令和书信等多种文献不时提及赋役豁免的情况，豁免赋役是亚述统治者时常运用的一种统治策略。在帝国阶段，虽然亚述历史已绵延千余年，但是，其王权制度并未完善，国王经常面临国内外不同势力的挑战，①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与其进行博弈。国王豁免相关人员的赋役，将会赢得其对王权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赋役豁免政策是国王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政策曾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波斯特盖特在研究亚述帝国时期的课税与人力的征调时，介绍了人员赋税的豁免、土地赋役的豁免和城市赋役的豁免三种豁免方式；②他在考察公元前1000年代亚述的土地所有权时，还分析了土地税的豁免情况。③摩西·魏因费尔德在剖析古代以色列与近东地区的社会公正思想时，提到亚述国王赐予巴比伦城居民的赋役豁免文件(④ )。⑤哈诺赫·雷维夫在追溯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特权的发展演变时，注意到阿淑尔城居民因神灵的庇佑而被免除赋役。⑥拉根在探讨新巴比伦时期神庙的依附者对神庙的义务时，曾提及亚述国王通过慷慨赏赐土地与豁免赋役来赢得神职人员忠诚的现象。⑦上述研究虽然涉及亚述帝国的多种赋役豁免方式，但是，大多比较凌乱无序，尤其是忽视了赋役豁免政策的历时性差别。事实上，随着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亚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其赋役豁免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在帝国前期(约公元前934-前745)、帝国盛期(公元前744-前669)和帝国晚期(公元前668-前612)三个阶段⑧呈现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亚述帝国各个时期赋役豁免的方式、内容、受益者与历史背景，剖析国王豁免赋役的动机与实效，探讨该政策的变化对帝国盛衰的影响。
    一、赋役豁免政策的引进与帝国前期的治乱
    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前8世纪中期，乘西亚北非地区诸强衰落之机，亚述逐渐恢复强国本色，不但再次把版图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一隅扩展到两河流域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对南部的巴比伦王国虎视眈眈。然而，随着国家元气的恢复，世袭贵族势力重新抬头，终于酿成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末年波及亚述本土27个主要城市的叛乱。虽然沙马什-阿达德五世(-Adad V，公元前823-前811年在位)平定了骚乱，但是，亚述政权依旧风雨飘摇，权臣势力空前膨胀，国王的权威面临挑战，王位更迭频繁，对外扩张难以为继。
    上述历史时期，亚述帝国初具规模，赋役豁免政策基本形成。帝国前期，亚述主要有城市赋役豁免和地产赋役豁免两种方式，前者指城市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因神灵的庇佑而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后者指土地所有者因国王的赏赐而被免除地产的赋役。帝国形成以前，亚述国王从未免除过臣民的赋役，⑨而巴比伦尼亚豁免赋役的历史却非常悠久，由于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政策是随其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而产生的，因此，它很可能延续了被征服地区的历史遗产。
    城市赋役的豁免是亚述最早的豁免方式，而享受这种待遇的城市是巴比伦城，这与亚述干预巴比伦王国的事务有密切关系。公元前9世纪，亚述帝国四面出击，四分五裂的巴比伦王国成为其征服对象，后者的内乱赋予亚述人千载难逢的良机。公元前850年左右，巴比伦王国发生内乱，国王马尔都克-扎基尔-舒米(Marduk-zakir-，公元前855-前819年在位)请求亚述帮助平叛。亚述大军所向披靡，沙尔马纳沙尔三世顺利进入巴比伦城，并宣称：“我在宴会上确认了民众的kidinnu特权，给他们穿上了衣服。”⑩阿卡德语词语kidinnu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500)，原本指对私人商业交易以及诉讼合法性的保护；自加喜特(Kassite)(11)王朝(约公元前1602-前1157)起，该词成为巴比伦尼亚城因神灵的庇佑而享有特权的统称，豁免城市居民的赋役是其重要内容。(12)通过确认巴比伦城居民的kidinnu特权，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承认该城免除赋役的特权。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确认巴比伦城居民享有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缘于对巴比伦尼亚古老传统的尊重。苏美尔城邦时期(Sumerian City-States，约公元前2700-前2371)，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基那(Uru-ka-gina)进行政治、军事和社会改革，他遵照神灵的命令恢复了拉格什的旧制，其中包括豁免民众和祭司的赋税。(13)阿卡德王国时期(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71-前2191)，国王马尼什图舒(，约公元前2305-前2292年在位)以慷慨的馈赠来回报神灵对其平叛的帮助，其中献给太阳神沙马什()的38个城镇被豁免ilku(14)义务。(15)古巴比伦时期，尼普尔城(Nippur)因苏美尔众神之王恩利尔的荫庇而被伊辛(Isin)国王豁免赋役。(16)加喜特王朝以后，巴比伦尼亚宗教中心城市居民享受免除赋役的kidinnu特权成为惯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承认巴比伦城居民的该项权利不过是沿袭巴比伦尼亚的旧制。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尊重巴比伦城市居民的免赋役特权，意在赢得当地传统势力的认可。古代两河流域流行君权神授观念，巴比伦尼亚的王权来自神王马尔都克(Marduk)，巴比伦城因其保护神而被国王赐予kidinnu特权。例如，库里伽尔祖一世(Kurigalzu I，公元前1377年前后在位)曾赐予巴比伦城kidinnu特权、豁免其居民的ilku义务，来感谢神灵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17)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尊重巴比伦城市居民享有的权益，不仅培养了巴比伦人对亚述的好感，而且取悦了巴比伦神灵。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确认巴比伦城居民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不过是巴比伦尼亚传统的延续，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亚述赋役豁免政策；而地产赋役豁免的受益人为亚述本土的人员，可谓名副其实的亚述赋役豁免政策。亚述宫廷档案中涉及帝国前期地产赋役豁免的诏书共有12份，其格式统一，一般包括国王豁免赋役情况的介绍、相关地产状况的描述、被豁免赋役种类的罗列、国王对受益人的承诺和颁布的日期五个部分。地产赋役豁免诏书并非亚述首创，巴比伦尼亚地区从加喜特王朝起就已出现类似文件，学界称之为“纳鲁”()，(18)是证明相关人员占有土地等财物的证书。(19)在一些“纳鲁”中，国王不但赐予或确认臣僚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免除了相关地产的赋役。涉及赋役豁免的“纳鲁”一般包括土地所有者的介绍、相关土地的描述、被免赋役的罗列、证人和时间五个要素。(20)亚述帝国的地产赋役豁免敕令出现在入侵巴比伦尼亚之后，它们与巴比伦尼亚豁免地产赋役“纳鲁”的诸多相似性表明，这种赋役豁免方式很可能也源于巴比伦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