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前期,地产赋役豁免政策的突出特点是赋役的豁免往往与赏赐土地同时进行。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Adad-nerari Ⅲ,公元前810-前783年在位)在赐予阿淑尔神耕地的诏书中写道:“为了保全他的生命,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其宦官兼阿淑尔神()管家沙马什-纳西尔()原本属于其宦官职位的城镇、耕地、房屋、果园和人口(的赋税),(然后)把它们献给了他的主人阿淑尔神。”(21)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还曾豁免赐予宦官纳布-杜尔-贝利亚土地的赋税,他在相关的诏书中写道:“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卡尔胡(Kalhu)总督贝尔-塔尔西-伊鲁马(Bel--iluma)辖区内一块□(22)□伊麦如(imeru,又作imaru)(23)的耕地□□□□□□□□□□□□□□□,赐给了他的宦官纳布-杜尔-贝利亚。”(24)萨尔贡二世在一份敕令中提到:“我之前的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五世)之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面包师的城镇’□□□(的赋税),把它交给了卡努尼(Qanuni)、阿胡-拉穆尔(Ahu-lamur)、曼努-启-阿比(Mannu-ki-abi),并把(供应)10伊麦如研磨好的谷物作为阿淑尔神和巴布神(Babu)的sattukku供品(25)(的任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6) 帝国前期,地产被豁免赋役的种类比较单一,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关系的农业税。地产赋役豁免的内容在赐地敕令中有固定的表述方式:“这块耕地的nusahe税不得征收,(它的)税也不得征集。”(27)税是两河流域的主要农业税赋,主要征收各种粮食作物。(28)nusahe是亚述独有的农业税种。亚述帝国时期,税与nusahe税通常一起征收,前者征收的主要是农作物的秸秆,后者征收的主要是大麦。(29) 帝国前期的地产赋役豁免的受益者多为传统势力,目前可以辨识的受益者分别是阿淑尔神、高级祭司和宦官。(30)众所周知,阿淑尔神不可能经营自己的地产,其土地由神庙的总管(pahuti bit )掌管,因此,前两类地产赋役豁免获益者均为神职人员。古代两河流域的祭司等神职人员是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子承父业,(30)他们世代从事同一职业,是传统习惯的坚定维护者。亚述帝国时期,宦官并不仅限于侍奉国王及其家庭成员的起居,而且在亚述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32)除了宦官总管(rab )(33)位列朝堂外,宦官还可以担任行省总督等军政官员,在帝国前期官僚队伍所占的比例超过10%。(34)因此,充任宦官并不为社会鄙夷,反而成为一些贵族家庭维护家族利益的一种手段。(35)由此可见,被豁免地产赋役的宦官并非普通人,很可能出自阿淑尔城的重要家族,也属于传统势力的代表。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神庙和祭司地产的赋役旨在取得神灵的认可。亚述国王号称阿淑尔神的“伊沙库”(),是“阿淑尔神的代理人”,代表阿淑尔神统治世俗世界。(36)亚述的王权来自神灵的授予,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自称“伊吉吉诸神之王阿淑尔神选中的王,(阿淑尔)委托给他无可争议的统治权,使他对亚述人的领导权像疗伤的药物一样受欢迎,确立了他的王位”。(37)通过免除神灵与祭司地产的赋税,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增加了可支配的人力与物力,博得神职人员的好感,从而确保王位稳固无虞。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宦官地产的赋役意在安抚势力庞大的官僚。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位期间,一些官僚长期垄断要职,实力迅速膨胀。例如,涅尔伽尔-埃里什(Nergal-)担任拉萨帕行省总督长达28年之久,两次荣任名年官,(38)其辖区包括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广阔区域。(39)“图尔塔努”(turtanu)(40)沙马什-伊鲁(-ilu)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自称为“大纳吉尔(rab nagir),神庙的管理者,庞大军队的主将,哈梯(Hatti)、古提(Guti)与整个纳姆里(Namri)的总督”。(41)亚述帝国时期,宫廷共有“图尔塔努”、“纳吉尔-埃卡里”(nagir ekalli)、“拉伯-沙克”(rab )、“马辛努”(masennu)、“萨尔提努”(sartinnu)、“苏卡鲁”(sukkallu)(42)和宦官总管等七位高官,其中“图尔塔努”居宫廷七大高官之首,“大纳吉尔”(一般称“纳吉尔-埃卡里”)位居第二位或第三位,身兼两大要职的沙马什-伊鲁可以操控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朝政。作为“神庙的管理者”,沙马什-伊鲁还可以利用祭司操纵神意的解释。作为“庞大军队的主将”,沙马什-伊鲁可能掌控了国家的兵权。沙马什-伊鲁还兼任“哈梯、古提和整个纳姆里的总督”,其辖区从亚述西北部,经东北部,并延伸到亚述东部,他几乎控制了亚述帝国的半壁江山。沙马什-伊鲁占据“图尔塔努”的职位长达四十余年,三次荣任名年官。(43)国王根本无力同实力强大的权臣抗衡,只得以豁免地产赋役等方式来迎合他们。 面对权势熏天的臣僚的挑战,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王位似乎岌岌可危,但是,这位国王在位时间却长达28年,其原因相当复杂,(44)不过,从巴比伦尼亚引进的豁免赋役政策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国王豁免有关人员地产的赋役,安抚了传统势力,暂时推迟了矛盾的爆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王权的威胁。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去世后,亚述的政局陷入混乱,他的四个儿子相继登上王位,官僚贵族的势力持续膨胀,其中,“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Bel-Harran-belu-)是一位可以与拉萨帕行省总督涅尔伽尔-埃里什及“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相提并论的人物。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是亚述政坛的常青树,从公元前782年起担任“纳吉尔-埃卡里”,公元前727年转任古扎努(Guzanu)行省总督。(45)作为“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还兼领扎格罗斯山的大片区域。(46)随着权势的增长和王权的衰微,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的不臣之心已现端倪,他不仅模仿国王建造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而且豁免了其居民的赋役:“我豁免了这个城市(的赋役),(于是)其居民的税与nusahe税不要征收了,任何人不得使它的水流向其他渠道、(不得)改变它的边界或向其牲畜课征税,(47)ilku义务和义务(48)不得摊派到居住在那里的人身上。”(49)亚述的赋役豁免权一般掌握在国王手中,(50)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的行为显然僭越了国王的特权,是对国王权威的公然挑战。如此一来,豁免赋役政策在王权衰微之际竟然变成乱臣贼子收买人心的手段,这也从反面说明赋役豁免政策的确可以成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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