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类被豁免赋役士兵的出现与亚述帝国统治方式的变化及社会变革密切相关。随着帝国的发展，亚述对士兵的需求量大增：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被征服地区变成直接管理的行省，而新建行省需要大量士兵戍守；另一方面，由于亚述对附属国控制的加强，国王需要派驻大量士兵。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述帝国可以征调的公民义务兵却在减少：其一，由于亚述社会的两极分化，服兵役的人口数量减少；其二，帝国形成以后，亚述停止了归化被征服地区民众的做法，亚述的公民兵队伍不再随征服人口的增加而扩大；其三，在频繁的战争中战场伤亡直接导致士兵数量的下降。鉴于上述情况，国王不得不开发另外的资源，英勇善战的阿拉米部落和其他被征服地区居民遂成为征兵对象，并通过豁免赋役的方式让其常年服役。因此，士兵赋税的豁免是国王在社会变革之际实施的一种应变之策。
    被免除赋役的士兵在亚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宦官总管麾下常备军的精锐，“拉科苏”士兵的重要性是毋庸多言的。阿拉米族士兵是亚述行省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扎穆阿(Mazamua)总督阿达德-伊西亚(Adad-Issiya)曾向国王报告其麾下的士兵组成情况：“630名亚述人、360名古鲁人和440名伊图人，总共1430名士兵，包括先前驻扎那里的以及国王的侍卫带来的士兵。”(93)在马扎穆阿行省军队中，阿拉米的两大部族士兵超过亚述士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马扎穆阿行省的军队构成也许不具有普遍性，但是，阿拉米族士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扎库”士兵不如阿拉米族士兵和“拉科苏”士兵知名，但是，他们的作用却不亚于他们。为了确保阿淑尔巴尼拔能够顺利继承王位，辛纳赫里布的王后、埃萨尔哈东之母扎库图(Zakutu)曾与臣民订立契约，“扎库”士兵也是签约的对象。(94)
    尽管亚述帝国盛期多次发生篡位事件，巴比伦尼亚城市居民在各方势力的煽动下摇摆不定，但是，亚述帝国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巴比伦尼亚地区基本处于可控状态。通过免除城市居民、神职人员和宦官地产的赋役，国王赢得了传统势力的支持；士兵赋役的豁免导致职业军人的产生，国王既可以借助他们震慑有不臣之心的贵族官僚，也可以随时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反叛。总之，赋役豁免政策的完善照顾了各方利益，为亚述帝国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赋役豁免政策的滥用与帝国晚期的混乱
    随着宿敌埃及和埃兰的相继降伏，亚述帝国达到了极盛，然而，沙马什-舒穆-乌金发动的叛乱使亚述帝国繁荣的表面下潜伏的危机迅速显现出来，政局持续动荡不安，被征服地区的起义此起彼伏。阿淑尔巴尼拔去世后，其子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etel-ilani，公元前631-前626年在位)被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Sin--)拥戴为王，但他在位仅仅5年就被其兄弟辛-沙鲁-伊什昆(，公元前626-前612年在位)取代。据尼普尔和巴比伦城的文献记载，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也曾在公元前626年登上亚述王位。(95)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米底人和迦勒底人强势崛起，从东北和南部两个方向攻人亚述本土，并于公元前612年攻陷亚述都城尼尼微，盛极一时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
    在帝国由盛转衰过程中，亚述的赋役豁免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帝国晚期，亚述主要有城市赋役豁免和地产赋役豁免两种方式，它们显然是先前赋役豁免政策的延续；不过，城市赋役的豁免对象局限于巴比伦尼亚城市，而地产赋役的受益者主要为新兴的军事贵族，豁免的内容也明显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纵观亚述帝国三百余年的历史，地产赋役豁免诏书大概有五十余份，而帝国晚期不过区区五六十年，期间地产赋役豁免诏书却多达三十余份，可见地产赋役的豁免成为这个阶段主要的豁免方式。
    阿淑尔巴尼拔反复确认巴比伦尼亚城市的kidinnu特权，巴比伦尼亚城市继续享有免赋役的特权。例如，在记录修复巴比伦城的铭文中，阿淑尔巴尼拔曾写道：“在我统治期间，伟大的主人马尔都克兴高采烈地进入巴比伦城，定居在永恒的埃萨吉拉。我(重新)批准了埃萨吉拉与巴比伦城诸神的sattukku供品，确认了巴比伦城的kidinnu特权。”(96)在提及西帕尔城时，一篇破损铭文写道：“他提升它为永恒之城，这座享有kidinnu特权的城市在天堂被称为巨蟹。”(97)巴比伦城居民在致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称：“从国王我们的主人登极伊始，您就刻意保护我们的kidinnu特权与幸福。”(98)
    阿淑尔巴尼拔授予巴比伦尼亚城市免除赋役的kidinnu特权与其弟沙马什-舒穆-乌金在巴比伦尼亚发动的叛乱有关。在阿拉米人、迦勒底人与埃兰的煽动下，巴比伦人在亚述与各方势力之间左右逢源，亚述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巴比伦尼亚问题的最优方案；埃萨尔哈东效仿其父，任命其子沙马什-舒穆-乌金为巴比伦国王。然而，事与愿违，沙马什-舒穆-乌金勾结阿拉伯、迦勒底和埃兰等民族，组成了强大的反亚述联盟，亚述帝国面临空前的危机。阿淑尔巴尼拔企图以赏赐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来分化反亚述联盟，他向巴比伦人强调：“我已听到一个没有任何兄弟会讲的谎话，但是他的确讲了。(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谎言!我以我的神灵阿淑尔和马尔都克的名义向你们起誓，我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他恶毒攻击我的污言秽语。此外，这个家伙心生诡计，谎称我的想法是：‘我本人与忠于我的巴比伦人要玉石俱焚。’就我而言，我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直到现在，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你们与亚述居民一样的兄弟般情谊上，我要赐予你们kidinnu特权。”(99)需要指出的是，先王往往在征服巴比伦尼亚后，主动赐予巴比伦人kidinnu特权，而阿淑尔巴尼拔却是在叛乱前夕赐予他们这种特权，其豁免赋役行为是一种被动的抉择。巴比伦人并没有接过阿淑尔巴尼拔抛来的橄榄枝，而是卷入了沙马什-舒穆-乌金的叛乱，阿淑尔巴尼拔的赋役豁免政策遭到失败。
    帝国晚期，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政策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赏赐土地与豁免赋役分离。被豁免赋役的土地原本就属于其保有者，国王不过是免除其国家义务。阿淑尔巴尼拔时期，被豁免的土地及其依附人口数量众多，不便在赋役豁免敕令中一一列举，而是单独出现在另外的文件中。(100)不过，在免除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Baltaya)地产赋役的敕令中，阿淑尔巴尼拔写道：“在我的庇护下，他获得了耕地、果园和人口，建立了自己的地产。我豁免了(它们的赋役)，写了(这道敕令)，并盖上我的印玺，赐给敬畏我的王权的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101)既然被豁免赋役的耕地、果园和人口是有关人员在“国王的庇护下”获得的，这意味着地产主人是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萨尔贡二世时期，阿米蒂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也曾“在国王的庇护下”建立了自己的地产，由于遭人诬陷侵占他人的祖产，他曾致信国王澄清自己的清白：“(关于)这些耕地(的来源)，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我□□年前在国王的耕地里建造了一座城镇。在国王我的主人的庇护下，我从阿什帕()居民手里购买了400伊麦如耕地，并添加到它里面。”(102)里普胡尔-贝尔可以在国王的庇护下通过购买的方式建立地产，帝国晚期被豁免赋役的土地的所有者可能像阿米蒂总督一样购买土地。既然有关人员已经占有大量土地，国王仅仅豁免其赋役即可显著增加其可支配的资源。
    国王只豁免相关土地的赋役而不再赏赐土地的行为，与帝国晚期的土地兼并有直接关系。尽管亚述国王号称国家的“监督”(uklu)，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但是，除了自己的薪俸田外，他并不直接占有其他土地，神庙、各级官府和贵族都占有大量土地，普通的平民也占有用于维持生计的份地。(103)亚述不禁止土地兼并，土地买卖非常频繁。由于沉重的劳役和兵役、种类繁多的赋税，再加上各种人为与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高利贷的盘剥，一大批平民破产，他们被迫出卖或抵押土地、妻子儿女，甚至自身。(104)陷入窘境的官府有时也会转让土地。(105)土地是最受亚述人青睐的财产，一些人趁机购买土地和人口，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大地产。(106)据阿淑尔巴尼拔在豁免宦官总管纳布-沙鲁-乌粟尔地产赋役的列表记载，其可以辨识的6宗田产就包括1700伊麦如耕地、40个葡萄园和2个菜园。(107)阿淑尔巴尼拔的车夫长莱曼尼-阿达德(Remanni-Adad)也热衷购买土地，他先后购买了13宗土地，其中包括2个村庄和6个葡萄园。(108)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国王可以任意支配的公有土地数量不断减少，大量赏赐神庙和臣僚土地的方式难以为继，只免赋役而不赏赐土地成为一种顺应形势的变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