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是无望成为雇主的成年工人，包括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其中建筑工人最具代表性。他们比其他雇工更加自由，也更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建筑工人有时为抗议雇主拖欠工资举行小规模罢工。1331年1月，威斯敏斯特的石匠没有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工作，因为雇主从圣诞节以来一直拖欠他们的工资，他们认为不会再拿到自己的工资。直到王室司库答应他们将如数收到拖欠的工资，他们才在星期三开始工作。建筑工人禁止任何工匠接受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为此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直至酿成命案。1339年，4名木匠受到指控，恐吓愿意接受6便士以下工资的在伦敦工作的几个外地木匠。他们殴打了其中的一位木匠约翰·德·查尔方特（John de Chalfhonte），他接受了较低的工资。除伦敦等大城市外，石匠没有建立行会组织，因而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控制雇工的工资。建筑工人还有其他权利，例如有的建筑工人可以在雇主家用餐、居住。1267年汉普郡的西克尔斯特德（Silkstead）庄园建造一个大厅，为此约翰·威瑟（John Wyther）得到6英镑2先令1便士，他和他的仆人还在雇主家里用餐，肉和面包支出15先令6便士，包括8蒲式耳小麦，48块咸肉，21块奶酪，6桶苹果酒。建筑围墙的石匠获得8先令8便士现金，铺屋顶的计件工资为2英镑13先令4便士。雇主不仅提供膳食，而且还免费提供住处。有的可以获得手套和服装。砌墙石匠常常获得手套，师傅、工程负责人、有时领班得到制服，通常是一整套外衣，上述做法常见于王室和较大的教堂。1311年诺威奇大教堂管理人为雕刻匠威廉和约翰的制服支付了1英镑16先令，为石匠亚历山大的1件大衣支付了6先令8便士。著名的建筑师、艺术家、内科医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可以获得更好的服装。例如1398-1399年冬，理查德二世的石匠师傅和总建筑师亨利·耶维利（Henry Yeveley）得到收入购买一块呢布和一块白色羊羔皮来制作冬季制服。（57）
    全年劳动天数也是雇工的重要权益。受基督教节日的影响，13世纪的英国工匠比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拥有更多的休息日，因而全年劳动天数并不很长。例如中世纪工匠有时在圣诞节放假两周，复活节一周，圣灵降临节周（Whitsun week）放假几天，此外还要加上那个时期众多的宗教节日（feast days）。14世纪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章程甚至规定，宗教节日和星期六的前一天休假半天，从中午开始停止工作。在全年当中，人们每周平均工作5.5天。（58）类似的做法在西欧其他国家同样如此，正如斯拉普所言：“不管生意是兴隆或是疲沓，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一年中有四分之一以上被教会指为神圣时间而减少。从这个角度观察，中世纪的工作习惯显得即使不是悠闲，至少也插入许多休息阶段。第一有周末休息。为了作好星期天的准备，星期六中午打钟停止工作，按照教士们的想法，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样的准则适用于每一个圣徒节的前夕，也就是在节日的前一天。关于这方面的实际行事习惯还不甚清楚，遵守圣徒节的天数各个地方和各个行业之间都有不同。四个重要的圣母节、使徒和福音传教士的神圣节日、圣诞节一周和复活节一周（这最后一个节理论上是两周）是最主要的假期。再加上一些当地的圣徒节和每一个行业又各有一天它自己保护圣徒的节日，即使除去周末和节日与这些周末同在一天的日子，一年中的工作日子也减少不少。在纳尔榜，城内的工场，一年工作265天，在图卢兹是281天；1320年巴黎教堂建造工程一年开工275天。”（59）由于全年假期较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冗长的工作日的劳动强度，使劳动者得到休息以便恢复体力。
    综上所述，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欧工业突破了以往庄园作坊那种使用价值为主的生产模式，形成以工匠个体作坊为主体、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当工业生产越来越面向市场时，工业管理特别是其中的民生必需品的管理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国家、城市（或庄园）和行会为此承担了大量的工业立法和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雇主和雇工权益。如对面包、麦酒和呢布等民生必需品进行立法，惩罚不法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制定保护雇主利益的法令，包括确定学徒的各项义务，制定雇工最高工资，延长雇工劳动时间，严禁学徒和帮工擅自脱离雇主，规定雇主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为雇主营造了较为有利的经营环境；惩罚不履行学徒契约的师傅，提高雇工的习惯工资标准和物质待遇，规定其有权控告不法雇主，每年享受1/4时间的休假等，保护了雇工利益。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消费者、雇主和雇工三者利益，客观上有利于中世纪交换型工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注释：
    ①徐浩：《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②W.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Ages,Thir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6,appendix,p.567；《法兰克福敕令》的具体内容详见Roy C.Care and Herbert H.Coulson,eds.,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Economic History,Biblo and Tannen,1965,p.130。
    ③W.J.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Part I,The Middle Ages,Longmans,Green and Co.,1909,p.188.
    ④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ume I,The Middle Ages,Adam and Charles Black,1947,pp.293-294.
    ⑤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ume I,The Middle Ages,p.296.
    ⑥毋庸置疑，亨利二世（1154-1189）时曾颁布《面包法令》（Assize of Bread）。例如，坎宁安认为，尽管不是第一次尝试，但该法令肯定是在亨利二世时期成型的（W.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Ages,p.250）。有学者将其称为“英国政府最早、最持久和最完整的有关面包质量、重量和公平价格的立法”（Assize of Bread,in Roy C.Care and Herbert H.Coulson,eds.,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Economic History,pp.141-142）。然而，本文没有将其作为《面包和麦酒法令》的开端是因为：其一，它只是面包法令，不包括麦酒法令；二是它是否属于国家立法尚存争论。因为也有学者认为该法令并非国家立法，例如布里特奈尔指出，亨利二世时的面包法令主要用于宫廷附近地区，没有在全国实行，因而属于私人而非中央政府的法律（R.H.Britnell,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6）。
    ⑦R.H.Britnell,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pp.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