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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陈奉林 参加讨论

东方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容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区域史,构成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传统史学偏重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历史进程与动力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把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看作是单线式发展的或按五种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没有给经济力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做出系统研究。随着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主张以区域史和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对东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尤其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作深入的总结与评估。在当前西太平洋地区重新崛起的形势下,既有的历史理论、方法与认识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需要了,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有助于拓展世界历史研究。
    一、东方历史研究的现状
    把东方各国分散的历史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是历史观的重大进步。国际上对东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看到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自身有着区别于西方的规律与特点。正因为如此,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研究者们不断尝试以区域史观点对东方历史、对东方国家各国的对外交往活动进行记载,努力整合成一部反映东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历史著作。在我国的历史著作中不乏优秀的区域史著作(可以称为当时的“世界史”或“全球史”),例如第一部正史《史记》所记载的五帝、夏、殷、周、秦、汉诸王朝的主要活动舞台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可以说是以北方为中心的历史观①。据是书记载可知,当时治史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它可以说是当时的区域史了。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活动已经到达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以至欧洲,开启了对外交往的第一个高峰,中国成为世界诸古典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类的区域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相伴随,只要有人类就有部落、种族、民族与国家间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而逐渐突破狭隘的范围走向域外以至世界。人类历史是一部相互交流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制度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彼此相互依赖与共生,推动世界整体进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流情况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交通与贸易的情况。有材料表明,早在公元1世纪东南亚的马来人就已活动在东非海岸一带,把东南亚的物产出售到印度、西亚与地中海市场②。通过陆路与海路,中国输出黄金和丝织品,从西方输入玉、葡萄酒、良马、毛织品,葡萄、石榴、胡麻、蚕豆、苜蓿是从西域引进栽培的③。它们自浅而深、由小到大,融入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无论怎么说,从区域横向交流的角度看待东方社会的整体发展比单纯的纵向发展史观更有意义,反映了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总体趋势。各国历史学家重视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文化因交通而发达。”④
    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方历史被纳入研究的视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开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翻译了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⑤。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以苏联人的历史观对古代东方国家巴比伦、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国的历史进行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和看待东方社会问题,一扫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研究中的沉闷气氛,框架宏大,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国际东方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但是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关注各国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忽视了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联系。这可能是苏联历史著作的最大弱点。这个弱点是与其整体思路的缺乏和过分强调历史的纵向发展分不开的。研究东方历史必须贯彻整体关联原则,把东方各国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看到大小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互动,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研究。
    日本学者金源右二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的再建》⑥虽说对东方史有一定的构建,但其取材范围过于狭窄,范围基本限定在西亚北非地区,而对西亚北非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涉及。无论从研究的视野还是分析的角度都比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狭窄得多,显然不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国家历史的整体结构,其缺陷是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国内对区域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没有把东方各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特征。此后不久,日本学界很快出现一批有建树的东亚史学者,推动了日本东亚史研究长足发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日本学者西嵨定生、堀敏一等人提出了“东亚世界”理论。这个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作为构成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⑦。它强调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主导作用,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中国文化影响所及地区。迄今为止,这个理论对我们研究东方历史仍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在致力于撰写一部东方史著作,以本土资源与立场对东方历史进行新的构建,以期适应国内科研与教学之需。童书业先生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纲要》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⑧这部著作吸收了苏联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把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基斯坦、波斯和印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确立了我国学者对东方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这对东方史的整体构建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有把中国、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包括在内,因此在整体结构上并不完整,不能反映东方历史全貌。东亚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是撰写东方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该书中的许多内容需要丰富,编写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大。要开拓历史研究的宏观视野,必须突破狭小的生活范围和思想束缚,以区域和全球视野观察历史的长期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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