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世界贸易格局来看，东方成为世界贸易与输出的中心，国内也有人提出南海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中心的观点。这个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明代中国国内市场流通加快，对白银的需求增大，白银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入中国，“由于商品生产的展开和银流通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交易圈的商业活动在这个时期得到飞跃发展”(42)。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提出中国明代人口与生产的增长得益于东亚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著名观点，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为亚洲时代并不为过。有人干脆认为，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一个时代的出发点(43)。日本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银，“用日本银购买中国生丝，虽然交易的路线有时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中日间基本的交易方式大体持续到18世纪后半期”(44)。东南亚是贵金属流通的地区，强化了与世界的经济联系。马六甲是15世纪以后兴起的一个海港城市，经营过境贸易，城内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1509年葡萄牙人最初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城里已有古杰拉特人、波斯人、孟加拉人和阿拉伯人，马拉贝尔、科洛曼德尔、爪哇、吕宋商人也多居于此(45)。应该指出，美洲的农作物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红番椒被引进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贸易交换与物种交流对于促进人口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意义重大，新引进的动植物与农业技术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运动。
    为什么阿拉伯商人大规模来到中国和东南亚各港口城市呢?这与东方长期的和平形势有关，与阿拉伯帝国国力强盛以及对贸易的重视有关。进入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联系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交流的扩大上。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与国外市场发生密切而广泛联系，重要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属制品、漆器、书籍等行销至东南亚、印度以至欧洲的广大地区，促进了东方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出现这种情况是中央王朝对海外贸易重视，看到贸易对于国家财政与致富的作用。1137年宋高宗在一份谕旨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46)除了中央王朝重视外，此时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以及对天文、地文、水文、气象知识的掌握也同样是重要的，另外，阿拉伯天文航海法的强烈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47)。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帝国商船航行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需求的多方面作用，各种条件缺一不可。
    在东西方贸易交流过程中，东南亚各地出现了许多贸易港与贸易中心城市，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新的经济生长点，发挥了联结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作用。有材料表明，仅马六甲一城来自印度古杰拉特的商人就有1000之数，其他经常来往的古杰拉特的水手也有4000-5000之多(48)。日本的“朱印船”航行至吕宋、暹罗、安南、柬埔寨和马来亚等东南亚各港口，从事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这些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日本人定居下来形成“日本町”，仅在泰国阿瑜陀耶一城就有日本人1500人左右(49)。城市一般都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中心，代表一个区域的总体水平。东方城市人口一般比欧洲多，规模比欧洲大，据说17世纪东南亚有5％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比率高于同时代的欧洲(50)。1600年前后北京和江户(东京)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00万(51)。东方商品通过中国和阿拉伯商人输往西方世界，成为当地王公贵族的奢侈品。正是这样长期的商品开发与流通，才促进了东方各国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进步，出现前近代社会的一些新因素，其中包括商业部门的兴起，城市出现繁荣，国民享受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与体育，对外贸易出现持续的增长，伴随着商贸活动而出现人口流动。《梦粱录》记录当时杭州城里的情况是：“杭城辐辏之地，下塘、官塘、中塘三处船只，及航船、渔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此城者多矣。”(52)这一切，促成东方社会发展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在亚洲这个贸易体系内，各国以和平、互利的方式进行交往，通过公平贸易、自由交往，达到利己利人的共赢目的。
    应该指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联结贯通，相互影响促进，成为亚洲历史上的壮观景象。这样的市场体系不同于欧洲地中海市场，也有别于其他贸易网，更不同于近代欧洲主导的以单方面攫取利益为目的的近代世界市场。它是由中央王权与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奇特结合，反映东方国家的市场原则与需求。从东方市场输入到欧洲地中海市场的商品种类繁多，特别是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和中国传统的瓷器、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商品，东方市场一直保持对欧洲市场的出超地位，这一优势持续到19世纪。从地中海贸易网输入到印度洋贸易网的商品主要是银、铜、铁、铅以及各种金属、武器、工艺品和奴隶(53)。东方社会在长期持续发展过程中有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特别是社会上层对贵重商品的需求，促使商人从事有厚利可图的远洋贸易。根据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可知，当时印度东西海岸有众多的港口城市，进出口的物品应有尽有，从中国运来的货品有真绵、生丝和绢布(54)。只有交流，才有发展，引起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大众生活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升进。长期以来，对古代亚洲贸易史的理论解释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提出的“朝贡体系”和近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体制”，现在看来这两种解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任何一种经济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一般都是以满足社会大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前提的，为生活提供便利，反映当时社会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动力。事实上，东亚历史上的“朝贡贸易”被严重夸大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贸易中的互利互惠是通商秩序中的普遍原则，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并不都是得到政治上予以册封的国家，他们只是想利用朝贡的合法形式来华贸易获利才是真实的意图。显然这样的贸易当然不能笼统地称为朝贡贸易，真正的朝贡贸易只存在几个少数国家。“朝贡体系”论的症结是把少数国家的朝贡贸易扩大到了所有的国家。
    16世纪是东南亚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分界线，中外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评论。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写道：“对于东亚、东南亚来说，16世纪为什么被视为划时代的呢?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从陆地走向海洋’这一重心转移呢?”(55)确实，16世纪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至少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东南亚，占领了马六甲，随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又联翩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围，开始了对东方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冲击。但是必须指出，西方国家最初进入东方市场也存在适应与按照东方市场原则办事的情况，几个世纪以后才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东西方贸易关系的基本格局。1630年代，暹罗向中国和日本输出的苏木就有2000吨，暹罗和柬埔寨向日本输出的鹿皮约有30万张(56)。香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在同一时期，来自日本、西属美洲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推动世界经济运转，加快了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学者指出：“中国明代是从钱经济转向银经济的时代。从15世纪起，银逐渐获得了国家支付手段的地位，全面发挥了货币诸多机能。”(57)除银之外，铜也是日本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输出范围遍及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与欧洲。据统计，1658年日本对外输出铜1410000斤，1659年输出到西亚地区的铜也有416000斤(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