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世界史研究空前繁荣，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初步确立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地位。尤其要特别提及的是，2006年国内出版了许海山主编的大部头著作《亚洲历史》⑨。这是一部亚洲通史巨著，做到了把亚洲国别史整合成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史，“避开各国单独叙述历史的做法，进行文化区域整合性的历史叙事，更强调历史区域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⑩。它把整个亚洲历史按照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个板块来分析，同时注意到了每个地区文明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不仅关注东方历史的纵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东方历史的横向联系，以及经济、文化和物种交换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推出的比较完整的亚洲通史著作。我们注意到，该书强调亚洲历史的连续性与各地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分析与论述是围绕东方国家的自主性这一中心展开的。正因为如此，它对亚洲史编纂体系、框架以及内容取舍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探讨了亚洲历史的基本趋势与诸文明发展的总动向，反映了当前东方社会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撰写一部气魄宏大、反映东方国家整体面貌的历史著作具有参考意义。
    在介绍国外东方史方面，近年我国翻译了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的《亚洲史》(11)。这是一部体例较新、取材范围较广的亚洲通史，“《亚洲史》的最大特色，是从区域史研究的视角对亚洲各国从史前到21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考察，确立了对亚洲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奠定了他在美国亚洲史研究上的学术地位。这种对亚洲区域史的整体构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得不做的工作。”(12)长期以来，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亚洲史、东亚史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流成就。他们强调把东方历史作为整体研究，以东方史观点看待古代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突出社会内部各种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打破国别史研究的旧框架，建立区域史研究的新框架，为史坛贡献良多。近年国内开展了“全球史”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崭新的方法研究既往的人类历史，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由于受到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的诸多限制，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展开的，长期处于渐变的发展过程，东方各国虽然没有出现近代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巨变，但是以全球史的观念看待东方社会的整体变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东方历史同东方每个国家历史的简单叠加不同，也有别于按民族和国家序列写出的亚洲史，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和特定的体系，反映东方国家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螺旋式升进的规律和图景。在近代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弥漫着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甚至认为长期以来东方社会和文化处于一种不变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同国外殊少联系。这些观点是根据近代欧洲评判历史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东方国家的社会实际。近代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东方社会的了解十分有限，一方面他们没掌握东方国家语言，收到的材料多是只言片语，不能根据东方文献材料撰写真实的历史，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西方对东方历史的研究时所说的：“19世纪初期，关于古代东方民族的历史除了圣书与几个作家的后代记述外，几乎全然无知。并且这些作家简单传说，歪曲事实，多把悠久的历史简单地缩小记述。”(13)另一方面，他们缺乏来东方实地考察的经历，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殖民者官吏、商人和旅行者的回忆录和国会报告。由此可知，他们对东方历史做出的结论值得怀疑，更无法对东方历史做出有益的解释。“就东方诸古典农业文明而言，则是社会变迁的渐进连续性大于突破性，向巨变型变迁模式的转变是不明显的，社会的宏观变迁如此缓慢，以至黑格尔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都误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没有历史可言。”(14)近年国际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冲击与清算，在重构东方世界史方面推出了几部深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等等。他们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看待东方社会发展推移的。我国学者指出：“不讲横向发展，就不能说明历史是怎样成为世界历史的，就不能认识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就不能理解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不同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15)
    近代以前，亚洲存在一个范围广泛的市场，亦称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或古代亚洲市场。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它存在久远而内部联系紧密，范围广阔而交流复杂多样。秦汉帝国以来，中国人不仅开辟了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的航线，还开辟了南洋至印度洋航线，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世界最长的远洋航路之一(16)。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够，因此也就影响了西方对东方历史的整体评价，甚至存在许多被严重低估的地方。根据我国古籍资料可知，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与东南亚，与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内部有联系的纽带和持久的动力机制。自汉代中国就开辟了从南海到印度的商路，迄至唐代，中国与亚洲、非洲与欧洲各国交往达到全面繁荣。有材料估计，唐朝后期每年进入广州港的海船有4000艘之多(17)，唐代已经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区域性的大国屹立东方。中国远洋航船不仅到达印度半岛，而且直航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东非水域(18)。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波斯人的足迹也遍及日本、东南亚与中国沿海各省，17世纪后期印度商人销售的棉布成为自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输出中仅次于中国生丝与瓷器的商品(19)。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国家的对外交往已经远远突破地域的界限而走向世界，从偶尔的稀疏的联系走向普遍的经常的联系，成为东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现象。
    对于古代西太平洋地区东西交流的研究东方国家相对薄弱，西方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甚至存在诸多谬误的地方。例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虽然中国帆船有许多优点，但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20)。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我们认为，仅仅从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深入到古代亚洲市场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中去理解和把握，否则就不能把握东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规律与特点。既然东方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具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留下丰富的正史材料、历史档案、碑铭石刻、钟鼎实物、回忆录与当事人日记等，近年考古发掘材料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我们就应该拿出足以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优秀史著，彻底解构和摧毁长期盘踞于国际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在任何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的道路与模式也千奇百怪。一般说来，与市场、贸易、流通有直接联系的地区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富裕程度相对较高，靠近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是构建东方史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