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国内出版的著作在内容编纂上一般都以欧美国家为重点，把非西方国家作为依附性的点缀，过分突出阶级斗争的作用，东西方对立与意识形态的色彩甚浓，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东西方文化与物种交流缺少系统的总结研究；外国学者写的著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东方近代历史写成欧洲影响下的历史，写成欧美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忽视东方国家的主体作用与首创精神。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提出了批评，写道：“从来的历史观，就是亚洲的近代是从欧洲镜子中映现出来的。‘西洋的冲击＇欧洲给了亚洲历史以动因，亚洲是作为欧洲的被动者而存在；亚洲的近代在追求欧洲近代的模板，失去了作为历史主动者的地位。”(21)我国学术界在近年开展的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讨论中提出了突出东方国家主体性的意见，现在看来发挥东方学者构建东方史的行动还相当迟缓。过去人们对历史内容的理解相当狭窄，忽视人类文明交往活动，特别是对于贸易、移民、文明、文化交流之于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不够。无视近代以来欧美文明对东方国家的影响是非科学的态度，但是把欧美先进文明的引进看作是简单的位移，看不到东方国家的主体性与创造精神也是非客观的态度。近年国际上流行的全球史观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十分有益。它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论对探讨东方国家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活动极有启发意义。我们不赞成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但主张适当吸收西方史学中的有益成分来推动东方历史研究的发展，吸收西方史学中的有益成分与破除欧洲中心论并不矛盾。回顾以往东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编纂体系上，缺乏整体性的内容安排
    到目前为止，东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编写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体系问题，即使是被认为优秀的那几部世界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体系上的一些问题。什么是历史体系?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的一个复杂历史整体。根据这一思路可以设计出东方历史的编纂体系，把那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事件有机地贯通串联起来，突出各国、各地区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防止把国别史作为区域史的倾向，给存在于前近代时期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以更多的关注。近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从整体上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没有把面积广阔、历史悠久的西亚地区纳入研究的视野，在整体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西亚地区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同东亚、南亚、欧洲、非洲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至今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考虑编写东方区域史时必须把东方各国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同时又有多样性的地区，形成对区域的总体把握，在时间与空间上反映它的整体结构。在将东方史纳入整体研究的视野时，必须看到各地区、各国家与各文明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特征，符合东方哲学思想，符合东方人综合思维的特征和东方历史发展的总体要求。
    近年国内学界对世界史编纂体系问题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开展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与设想。但是具体到着手撰写一部真正意义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反映东方国家历史的著作还没有问世。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历史与现实联系异常紧密的形势下撰写一部东方通史著作，显然是极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把东方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框架是一个不可推卸的重大时代课题。虽然我国的古代史书也有世界史的视野，但毕竟不同于东西方两个半球联通之后的世界史，因此近代以前的有关东方历史的著作都有一些局限，甚至是严重的缺陷。对于近代以来关于世界历史整体关联的探讨除了欧洲人进行努力外，中国、日本学者也做过艰辛努力，这大概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总之，人类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生产力与交通工具的进步相关联的，人类书写的历史就应该反映这些内容。日本学者前田直典、藤间生大、西嶋定生、堀敏一、滨下武志等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奠定了他们在东亚史研究中的地位(22)。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区域史的作用与功能，把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国别史整合成一部有机联系的东亚史，建立了东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在内容上，对东西方经贸活动与物种交流之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研究不够
    无论是东方学者的著作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都对东方国家对外经济与物种交流的情况研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薄弱。其实，在我国的史籍中有不少关于东西方经贸活动的记载。尽管它在史籍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材料连缀起来也可以得到东西方交流交往的清晰图景。在历史上，西太平洋地区存在横亘若干世纪的经济圈。这个经济圈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外围来展开的，与印度洋经济圈和地中海经济圈遥相呼应，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域。我国古史对这个区域经济水平与发展状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到东方社会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的位置，以及中国与印度、西亚、欧洲的交通贸易情况。9世纪一位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这样写道：“广府(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23)商业城市在日本、中国、东南亚、印度东西海岸以及波斯湾地区十分普遍，发挥着沟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为交换金银、香料、珍珠、宝石、象牙和犀角航行到东南亚，带来丝织品与工艺品，为各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24)。人类为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不拟详论。我们要强调的是，东西方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交流，促进了社会新陈代谢，加快了社会横向发展进程，不断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商品交流情况在东方各城市与乡村普遍存在，视其有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为过。从古罗马和汉代起，东南亚的丁香、肉豆蔻、檀香木、苏木、樟脑和虫胶就被输入国际市场了(25)。欧洲与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远距离交易，罗马从印度输入的东西远比印度从罗马输入的多得多(26)。日本长崎有中国、东南亚生丝、丝绸织品、香料、中药、砂糖为主体的输入，日本向外输出铜和白银；到日本来的外国商船来自中国、暹罗(泰国)、柬埔寨、越南、爪哇等地(27)。在近东地区，东方与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及欧洲的贸易可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古代时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中详细考察了东方的商品、工艺品、技术、艺术、医学与贸易对希腊的影响情况，他说：“东方的产品不仅在希腊出现，不仅是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28)经济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缩小国际差别的有效手段。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才使人类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让各国共享，取长补短，推动各国发展与共生。从东西方物种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和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的观点解释历史更为有力，更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根本动力。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力，并非否认政治、制度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要想在世界历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给世界历史上跨国家、跨地区的重大经济活动以足够的重视，跟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