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堪称世界一流，造出的商船不仅载重量大、性能好，而且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最大载重量超过600吨，运输的商品涉及瓷器、丝绸、香料、象牙、犀角、楠木、白银、铜器、铁器、硫黄、青盐、檀香、棉布、玳瑁、蔗糖、谷米、皮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涉及人类生产与生活用品的所有方面。成书于宋代的《梦溪笔谈》所载：“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29)宋朝建国之初能建造出长二十余丈的大龙舟已有这种可能。宋代商人广泛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民间经济显著发展，以至出现新的经济组织(30)。就东西方交易的数量、种类与影响，以及工艺技术与人员往来而论，海上交流的作用远远大于陆路交流的作用。我们为什么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经济交流的重要性呢?因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与科技力，脱离了经济力和科技力而谈社会发展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自从东西方直接通航后，东方社会获得了加速发展的动力，尤其明末以来西方科技、思想、文化、建筑、绘画、地理、宗教等进入东方国家，新世界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中国江南地区及其沿海城市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加速了东方社会市场化、货币化过程。
    (三)在材料上，缺少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
    研究东方历史必须以东方国家的本土资源为基本构建素材，适当借鉴、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东方国家的历史，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部完整的东方史著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与总体设计上反映东方历史原貌，更要在材料的发掘、使用与解读方面下一番苦功，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注意吸收国内不容忽视的突破性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出版的东方史著作基本上能够从中国、印度、阿拉伯帝国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正史材料、历史档案、碑铭石刻、钟鼎实物、回忆录与当事人日记中发现和提取材料，建立自己的理论分析模式，取材范围、分析的角度以及分析与叙述的关系都有大胆的探索。但不足之处是原始材料使用不足，体系与视野方面也有相当的局限，没有形成东方世界的整体发展图式，以论证史、以论代史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样就使历史研究出现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使得对东方历史分析缺少了科学成分，未曾完成古代东方社会史研究的跨越。
    以东方本土资源作为学术支撑可以防止研究历史肤浅与卑陋的情况，达到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的目的。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与历史担当的传统，为社会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凡是有卓越贡献的史著无一不以本土资源作为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同时付之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日本学者的东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他们征引的材料和罗列的参考文献搜罗宏富，足以说明其历史研究确实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东方地域广袤，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要推出一部真正的区域史著作确非易事。既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被介绍到国内来，现在的问题就是参考它们的经验，尽快建立本土研究框架，加快世界史研究步伐，跟上时代发展的重大需求。
    中国的东方史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以往推出的著作已经有了对本土材料的开掘和利用，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基本具备了启动撰写和研究的技术条件与材料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需对以往成果做深入的总结，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以今天的形势观之，触及这个庞大而艰巨课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再没有理由自惭形秽或妄自菲薄。东方学者在本土资源方面是占有优势的，材料已不成问题。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大趋势下，东方史研究者们也在努力尝试以各种方式突破传统的方法和框架的束缚，向更多地依靠本土资源和理论方面发展，建立东方历史研究的新体系。
    (四)东方历史研究中的细碎化倾向
    这一倾向突出地表现为研究中的微观史研究过多，对问题的研究过于细碎。由于个人基础、兴趣与视野不同，对整个东方史的研究是支离破碎的，不能反映东方社会的全貌与整体结构。我们主张对东方历史中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人员往来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和综合研究，反映社会变革长期历史趋势下的面貌，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东方史研究中的细碎化不等于精微的考证和细密的梳理，而是一种琐碎的、没有找到历史规律和发展本质的研究，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退一步说，即使把这些细碎的研究连缀起来也无法看到过去的历史原貌，更不要说清晰的图景。我们不能否定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一般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和反复。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互动进一步加深，人类的各种活动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急剧的扩张中来，史学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任何反映社会重大变革的优秀史著无一不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分析视野宽大而宏阔，上下探索、左右考察严密而有力，而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此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真正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影响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著作几乎阙如。回顾中外优秀史著，无一不是从单一的问题研究扩大到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从分裂、分散性研究走向连续性与整体性研究，从简单的叙事定性扩大到对材料的多方面理解与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包括人的思想、思维与观念的发展。近年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明末发生的社会变迁几乎与世界保持了同步，推动了世界历史向近代社会转变。显然，过于琐碎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完成历史学肩负的重大使命的。
    东方史研究中细碎化倾向的直接危害，是造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曲解和割裂，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不仅仅是治史者个人的问题，也同历史学科发展越来越细有关，与研究的整体思路的缺乏有关。整体思路的缺乏和研究的过分细碎化使人无法发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该指出，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世界史研究中带有浓厚的偏重生活史的情趣色彩，把严谨的史学研究变成纯粹为生活服务的依附性的点缀，历史成为生活史、戏说史，失去了历史原有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仔细观之，近年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或多或少都有细碎化的倾向，忽略人类活动的区域性、全球性与联动性特征。研究历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兴替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在今天看来，史学研究只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够了，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展国家间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文明交流交汇互动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近年出现的家庭史、女性史、习俗史等即可一目了然。显然，过于细碎的历史研究是很难承担挽救史学危机的任务的。我在谈到东方外交史体系建设时曾写道：“如果突破传统政治外交史的狭窄范围，把国家间重大的经济、军事、文化与人员往来引入外交史的视野，必将极大丰富东方外交史的内容。东方外交圈从来就是开放的、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内容，具有区域性鲜明特征。”(31)因此，史学研究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历史上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出路。
    当前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现实的挑战，因为现实不断对历史学提出新问题。这也是困扰所有历史学家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后的三四百万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合”的趋势，最近500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强劲，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裹胁到全球化这个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急剧扩张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联系与互动进一步加深；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加深了各国相互关联与互动，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与印度都卷入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当中，东西方两大体系、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昭示世界整体历史已经形成。因此撰写一部反映东方国家发生有史以来空前伟大变革的历史著作成为当今历史学者的艰巨而紧迫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