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东方历史的横向与整体性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东方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东方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发现和探讨。中国古籍材料对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有完备的记述，对海上东西方经贸交流、使者往还多有记载，可以把其中的有益材料充分发掘出来帮助我们去研究和恢复过去的历史。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论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都对东方经济史研究不够，尤其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内在机制、联系纽带与内外影响的研究更是不够，因此也就导致西方对东方历史的若干曲解与误解。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写道：“我们感兴趣的是亚洲的历史底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一历史不易把握……再说东方学家往往是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化专家，并不专攻社会史或经济史。”(32)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注意到西太平洋贸易网问题，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研究成果(33)，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不仅数量过少，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加深，至于从东方崛起的大历史的视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深度的研究仍凤毛麟角。从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情况来看，崛起的现实又与历史有异常密切的关联，探讨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开阔思路，放开历史的视界，发挥主体作用，进一步探讨深藏在东方历史背后的伟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国家崛起的逻辑关系，是有其必然性的。
    东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形成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圈和对外交往圈。它们为世界贡献的不仅是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哲学和艺术，也为世界贡献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仁爱、宽容与民本思想。近代以前，东方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经济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缘文明，构成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和印度洋贸易网。从当时交流的商品来看，主要有奇石异物、黄金杂缯、香料茶叶、金属玉器、粮食百草等等，形成内部贸易交流机制，贸易活动范围大体从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到南洋各国，最远到达印度、阿拉伯与非洲东部。从区域史的视角来看，在近代以前的若干世纪里世界存在多个经济区域，如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等等，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是世界诸多贸易网中最为广阔、最为发达的一个，域内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向外输出科技与文化，形成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可视为世界古代贸易中心。诚如罗兹·墨菲所说，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它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但远在西方基督纪元开始之前，中国就已奠定了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传统之一的地位，而汉王朝的模式也被后来2000年间继起的历代中国王朝所一再肯定。”(34)
    东方国家从原始的、闭塞的和分散的人群走向对外联系与交流，从陆地走向海洋，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突破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上的诸多限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存在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重视海洋贸易的作用，许多城市因从事东西贸易而出现繁荣，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中心，可视为东方社会的一大亮点。在农业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一个文明的兴起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不像工业文明那样呈跳跃式的发展，社会大众生活与文化传播相对平稳，如果没有跨国家、跨区域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社会结构、生产力发展和国民大众生活是很难发生改变的。已有学者指出：“一个地区进行的发明通过交往为全人类所共有。受此影响，在其他地区产生更新的发明。”(35)国外大量物种、白银进入东方市场引起的社会重大变化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于东方历史仅仅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当中去把握。西太平洋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交流与交汇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传统，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36)汉代开辟的中国至东南亚、印度航路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南亚的海路联系，是迈向海洋世界的重要一步。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除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外，中国商船还到达波斯湾地区。唐代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东亚到西亚波斯湾的远洋航行，是与唐代的国力增长、社会财富增加分不开的，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到海外贸易对于国家致富致强的重要作用。根据近些年的研究，唐代的对外贸易、社会生活以及海上交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从汉代开始到隋唐时期扩大的东方国家的对外交流已经突破了亚洲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发展特征。东方世界不仅是一个文化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世界，经济力的作用远比文化联系更为持久有力。
    一般说来，对外交往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使节往来与僧俗游历等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相互影响与互动的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也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交往中生产技术与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生产力得到发展，是后进学习先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有人类的地方普遍存在，中国既是先进文化的输出者，也是先进文化的受惠者，二者兼而有之。在中国与朝鲜、日本和南洋各国的交往中经济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持久的经济动力，才使东亚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中国与朝鲜、日本及南洋国家交易的商品有丝绸织品、毛织品、书籍、绘画、瓷器、贵金属、水牛角、砂糖、人参、药材、黄金、珍珠、水银、琉黄、刀剑、扇子与香料(37)。对于东西方国家交流情况，中外史籍都已留下相当完备的记载，例如成书于9世纪的记录阿拉伯商人来华见闻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中国商船在尸罗夫(今伊朗南部港口)装货，然后运货到阿曼北部的一个叫作马斯喀特的地方(38)。该书详细记载了阿拉伯商船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出发经印度、斯里兰卡、南海抵达中国广州的情况。17世纪，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从事交易的商品涉及金、银、铜、药物、砂糖、矿物与各类丝织品、染料、皮革、纸张与书籍等(39)。
    根据宋代的《诸蕃志》、《岭外代答》、《萍州可谈》记载，中国对外贸易的商船已经达到东起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南亚以及阿拉伯麦加、非洲东部等50余个国家与地区了。正是在这条航路上，有大量的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商品被输入印度、西亚以至欧洲，同时也有大量的域外商品进入东方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物质文化生活。根据学者的研究，14世纪末中国明朝远洋航行的船只约有3500艘，其中1700艘以上为军舰，400艘以上为谷物运输船，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与其匹敌的海军力量(40)。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发展与扩大并不是单纯地由哪一个国家单独主导和推动的，而是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缔造了本地区贸易网的辉煌。在这个面积广阔的贸易网里，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爪哇人、马来人、琉球人以及日本人也发挥了担当者的作用(41)。东方市场内部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市场是相对狭小的，向外输出的东西不多，消费能力极其有限。造成这种情况不仅因为欧洲人口较少，长期的分裂与动荡也影响了国民对东方消费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