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以至波斯湾沿岸城市因从事东西方贸易出现了繁荣，商客云集，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它们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记载，波斯湾入口处的忽鲁谟斯“因其地居三大洲之中，凡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之富商大贾，多聚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极珍奇难致之物，往辄取之如寄”(59)。这样的城市在波斯湾沿岸与印度东西海岸众多，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发挥着联结东西、促进交流的作用。东方社会的若干经济问题绝不是靠西方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也不能简单地以旧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抽象概念来概括。艾儒略说过：“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者出之乡。”(60)
    东方国家为人类贡献的不仅是物质文明成果，也有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一般都是从纯经济或纯贸易的角度进行的，没有把它上升到引起社会传统变迁与历史整体进步的高度，现在看来这是东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东方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东方诸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统一的中央王权保证了社会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间交往。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造出载重数百吨的巨大商船，无法完成长时间远距离航行。我们看到国家力量对支持东西方经贸与物种交流的重大作用，也不忽视民间力量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家与民间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经济史研究表明，在18世纪以前东方社会的发展程度高于西方，在中国江南地区、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帝国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和贸易，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地区，这说明东方社会是自成一体的，代表了一种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带来了东方各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人口流动加快，商品经济活跃，出现若干经济、文化与交通运输中心，成为前近代世界的发达区域。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全球GDP的52％来自亚洲，其中中国贡献了29％，印度为16％。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个经济规模是十分重要的。曾有学者指出，东方的亮丽在于有着数千年前文明之火点燃了却一直没有熄灭的中国、印度与阿拉伯国家的伟大成就。正因为如此，东方成为前近代时期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
    四、对东方历史发展的一些思考
    从古代东方历史来看，各国经济联系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联系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各国走到一起。对于东方各国存在的以生活资料贸易为纽带的国家关系，只有深入到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当中才能理解(61)。古史材料昭示我们，整个东方国家间区域贸易发达，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源泉。虽然古代亚洲市场不同于近代市场，但各国以自己的商品交换满足了各自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实现了资源共享。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对东方历史发展意义重大，大大加速了东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东方国家长期以来是农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产生出对外贸易与商业，出现众多的港口城市与商业中心。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提到杭州因东西商贸与交通而繁荣的情况：“距杭州城二十五迈耳，有良港曰澉浦，地临大洋海。往来印度及外国之商船，泊此者甚多，输入或输出各种货物，杭城因之殷盛。”(62)在这个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中形成东方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商业实现了一定的扩张，产生内部商品交换与决算方式，重视商业信誉，反对欺诈，如果以近代西方市场经济标准来解释东方亚洲市场无异于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找不到东方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因此探讨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总体特征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加强区域史的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不仅符合东方哲学思想与思维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要求。就目前研究而言，学术界对东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以文化与政治视角解释者多，从经济与外交结合的综合探索者少。马克思强调近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世界各国、各民族与各地区间的相互关联，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我们为什么强调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宏观研究呢?因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始终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与理论难度。可以说，没有历史的宏观研究就不可能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无法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社会的整体变迁。我国学者指出：“宏观历史研究，当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要通过多种具体的学科方法来进行的。”(63)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迈向了一个新的梯级--资本主义，以技术、交通与资本的巨大优势成为支配世界的“中心”；世界性生产和资本输出的巨大需求将所有国家与民族卷入普遍的交往与联系当中，对于大多数东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被迫与西方“接轨”的过程，其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各国之间存在广泛的海路与陆路联系，通过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形成东方国家间的关系形态，联系、互利与和平成为各国关系的主流。
    东方的中国、印度和西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创造出农业、医学、数学、文字、文学、天文、航海以及工艺技术上的杰出成就，发展出农业经济时代活跃的商品经济与贸易，社会总体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留下的丰厚文化至今成为世界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以致于中国宋代早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64)。从以往推出的东方史著作来看，国别史、专门史居多，区域史极少，特别是关注东方国家横向发展的著作就更少了。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对东方历史的横向与宏观研究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建立一个东方历史研究的整体史观是多么迫切与重要。
    在对东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国际的相互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是越开放、东西方联系与互动最密切时期，就是社会进步最快时期，地区的文化程度与其交通量成正比并非言过其实(65)。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回归历史的本体，找回历史的本真。尽管东方各地区、各国家发展不平衡，发展道路多种多样，按照多种社会形态运动，没有像欧洲近代工业社会那样出现“突破性”的跃进，但我们认为历史发展是永恒的，本质是真实的。这是理解整个东方历史的关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与联合，在各文明的相互交流交汇中社会内部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结构性变化，经济的作用在增大，社会管理组织日益复杂，人们的生活、心态与精神面貌都发生深刻改变，无疑给东方社会肌体注入了活力，各国受惠于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总过程。东方国家从古代的先进到近代的衰落，从近代的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东西方关系发展的总体格局。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有过多的曲解与误解，无法得出对东方历史真实的判断。从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都有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以致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外交处于强势地位，以近代欧洲的历史作为评判东方社会的标准，研究的诸多成果弥漫着东方停滞与落后的沉闷气氛，这些成果影响了几代人。他们对东方社会的考察基本上都是以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出发的。要破除“欧洲中心论”与东方落后的观念，东方学者必须参与到当前东方国家变革的宏伟实践中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放宽历史的视界，自觉地应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确立新观念，重视东方本土的材料资源，而不是过多地使用西方的学术成果与标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地翻译引进了国外历史著作，包括史学理论、观点与方法，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不自觉地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过度地把西方史观与分析模式作为构建与评判东方历史的标准，甚至以西方标准去裁剪东方历史。这显然无法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突出经济力在东方历史中的作用，强调古代西太平洋市场的国际地位，依靠本土资源，可以在西方话语权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去解释东方历史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