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非洲独立运动，为非洲史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对历史研究的需求增加，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重写本国的历史，增强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对民众而言需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加强集体记忆。这一时期，非洲大学的纷纷建立，为非洲史学的发展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殖民时代非洲大学寥寥无几。1948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的伊巴丹大学是西非地区最早的大学。在英属东非，仅有一所大学，即东非大学，分设达累斯萨拉姆学院、肯尼亚皇家学院、乌干达马凯累累学院。英国在苏丹的喀土穆大学建于1947年，从属于伦敦大学。独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学发展到80所左右，每个国家至少有一所大学，有的国家大学更多一些。尼日利亚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尼日利亚大学(1960年)、拉各斯大学(1962年)、艾哈曼德大学(1962年)、伊费大学(1962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大学有乔斯大学、贝宁大学、卡拉巴尔大学、索科托大学、迈杜古里大学、伊洛林大学等。肯尼亚有内罗毕大学、莫伊大学、肯雅塔大学和埃克顿大学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非洲大学发展的“黄金时代”。⑩二次大战后，非洲大学的建立和史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促进了非洲历史学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达喀尔大学、金沙萨大学、伊巴丹大学和内罗毕大学先后设立了非洲研究所，一些非洲综合性大学相继设立历史系，开设非洲史课程。与此同时，非洲研究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尼日利亚和加纳率先成立了史学会。1972年，12个非洲国家在达喀尔成立了非洲史协会，1977年该协会的成员国发展到22个国家。这些团体创办了《尼日利亚历史杂志》、《加纳历史学会学报》、《西非考古杂志》、《非洲的过去》、《全非历史杂志》和《埃塞俄比亚》杂志等。
    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群体开始形成。尼日利亚的戴克(K.O.Dike)、阿贾伊(J.F.Ade Ajayi)、塞内加尔的姆博(A.M.Mbow)、巴里(B.Barry)、迪奥普(C.A.Diop)、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基-泽博(J.Ki-Zerbo)、加纳的博亨(A.Adu Boahen)、阿尔欣(K.Arhin)、尼日尔的拉雅(D.Laya)、科特迪瓦的翁吉(C.Wondji)、马里的昂帕泰·巴(A.Hampate Ba)、埃及的莫纳(H.Mones)、苏丹的哈桑(Y.F.Hasan)、肯尼亚的奥戈特(B.A.Ogot)、坦桑尼亚的卡尼基(M.H.Kaniki)、喀麦隆的姆文(P.E.Mveng)、博茨瓦纳的恩康科(L.D.Ngcongco)、津巴布韦的比拉(H.K.Bhila)等人都是非洲知名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以本土学者为主的非洲史学队伍业已形成。
    第一批非洲本土史学家尽管主要毕业于西方国家的大学，从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如尼日利亚的戴克、加纳的博亨、肯尼亚的奥戈特都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但他们作为非洲历史学家，都希望将现代历史研究方法与非洲史学传统结合起来，他们强调“非洲史理应是非洲各族人民自己的历史，唯有他们本身的活动，而不是入侵者的活动，才应当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11)因此，非洲本土史学家希望用非洲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历史。的确，他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非洲本土史学家与国际史学家通力合作，重新建构非洲历史，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卷本《非洲通史》的撰写。因为，非洲遭受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殖民主义史学宣扬“非洲没有历史”和“非洲文明外来说”。非洲国家独立后，迫切需要消除殖民主义对非洲史学的不利影响，正如《非洲通史》第一卷主编J.基-泽博所言：“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非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几百年来，非洲一直遭受残酷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非洲说成是到处贫穷、野蛮成性、很不可靠和混乱不堪。这种形象一直被无休止地突出推断，说现在和未来都理应如此。”(12)《非洲通史》编写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2/3是非洲人，1/3是其他洲的人，肯尼亚历史学家B.A.奥戈特任该委员会主席。各分卷的主编绝大多数是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表明非洲本土史学家在非洲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多卷本的宏大著作中体现第一代非洲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对非洲历史的理解。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有：(1)古埃及历史是非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对殖民前的非洲历史以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3)重视非洲口述史资料；(4)重视非洲的能动性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这些特点与殖民史学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非洲本土史学家结合非洲的史学传统，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的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他们从非洲的角度来看待非洲历史，大书殖民入侵前的非洲历史以及使用口述史料、考古材料等。如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加纳历史有三本“权威”之作：《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黄金海岸史》、《加纳简史》(13)。这三部加纳史的作者分别是克莱里奇、伍德和费奇，前两人是英国在加纳的殖民官员，费奇是英国著名非洲史专家，他们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外部看加纳历史，把加纳历史更多地写成是殖民者在加纳活动的历史，对于加纳各族人民的历史不甚了解，着墨不多。加纳本土著名历史学家阿杜·博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主张从内部看加纳历史，把加纳历史的本来面貌展现给读者，为此，他撰写了《加纳：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步与变化》、《雅·阿散特娃和阿散蒂-英国战争1900-1901年》和《阿散蒂王与整个国家的历史》(14)等著作，用非洲学者的观点来还原加纳的历史和阿散蒂的历史。阿杜·博亨因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对加纳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被誉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15)。
    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出版多部关于东非历史的著作，如《南部卢奥族历史》、《东非：过去和现在》、《东非简史》(16)，奥戈特大量运用口述史资料研究肯尼亚和卢奥族的历史。尼日利亚学者托因·法洛拉的《尼日利亚史》充分肯定该国的悠久历史，认为“尼日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古文明的遗迹已经在一些地方被发现，包括西南的伊莱-伊费，东部的伊格博-乌克乌和中部的诺克”。作者梳理了尼日利亚现代历史进程，并对该国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设想，“迄今为止，国家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对人权的保护、《宪法》维护、结束军人干政，以及通过改善经济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