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代雅典的历史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和当代世界中的某些政治变革，通过一场人民大革命决定性地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的模式也许并不适用于古代雅典。事实上，即便美国的民主政治亦非一场单一的革命一蹴而就，而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塑造，这不仅包括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也许还包括南北战争。(20)虽然在一系列引起重大后果的事件中，某一事件的确可以被确定为一个关键时刻，但历史并非总是如此。过于强调一个事件的关键作用，赋予它崇高的地位，往往是历史的简单化解释，甚或是歪曲。对此奥什邦一针见血地指出：
    争论梭伦、克里斯梯尼和埃菲阿尔特斯三人中谁应该被看作民主革命者，而贬低另两人仅仅是“改革家”，似乎是愚蠢的。但是用于解决这一争端的论述对历史学家们技艺的考验达到了极限，以至于他们提出的观点，连他们自己也无法予以证明。即便是最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对特定史料和特定标准的偏重，已预定了他们的答案。(21)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梭伦改革、克里斯梯尼改革和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相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事件，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不同环节，在此基础上再试图阐明，为什么从梭伦到伯里克利纵贯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换言之，促使雅典民主政治产生、发展并始终维持这样一套革命性政治体系的真正动力何在?
    二、革命抑或阶级斗争在其“革命”论断中，欧伯尔强调了人民在争取民主化斗争中的作用。他相信在克里斯梯尼改革前后，人民业已“作为一个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利和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22)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人民是否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政治自觉实际上是值得讨论的。(23)希罗多德在记述僭主政治垮台之后雅典的政治斗争形势时说，权力争夺主要在两个贵族克里斯梯尼和伊萨哥拉斯之间展开，但“克里斯梯尼落了下风，乃站到了人民一边”。(24)希腊语中的“人民”一词具有多重含义，既可指整个公民群体，也可表示公民群体中的下层阶级，即相对于精英阶级的普通民众。但无论是在希罗多德的语境中还是在欧伯尔的文本中，“人民”所指的都是社会的下层阶级。希罗多德的记述明确告诉我们，人民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斗争的一方。这也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并不是随着僭主政治的垮台而自动建立起来的，尽管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也尽管奥什邦批评现代研究者没有重视希罗多德的这一说法。(25)实际上，民主政治是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距克里斯梯尼改革近一个世纪之前，梭伦的改革同样发源于贫穷的下层阶级与富有贵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点上，相关的史料记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梭伦改革之前，“在高贵者和大众之间发生了长时间的斗争，因为雅典人的政体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寡头制的，而且穷人自己连同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都为富人所奴役”。(26)普鲁塔克也说：“彼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分化如此之剧，以至于城邦陷入了革命的边缘，以至于结束混乱维持稳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建立僭主制。”(27)梭伦本人的诗歌也证实在普通民众和权贵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与斗争：
    我给予人民足够的好处，既不夺取他们的荣誉亦不给予更多。
    对于那些拥有权力而且因其财富受到羡慕的人，我宣布他们不会受到不得体的对待。
    我站立着，用巨大的盾牌抵挡着双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地获胜。(28)然而，连梭伦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在梭伦改革之后，冲突与斗争依然十分激烈。(29)庇西斯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无疑是这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下层阶级与贵族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62/1年，民主派领袖埃菲阿尔特斯在伯里克利支持下采取措施，剥夺了贵族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将权力移交给公民大会，(30)旋即他被刺身亡，这说明有时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之下，斗争也从未停止。上层阶级在客蒙和美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的领导下反对人民的利益，导致他们先后遭到“陶片放逐法”放逐，伯里克利在其中的作用自不待言。(31)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双方的对立愈益尖锐。公元前411年，贵族寡头派利用大量下层公民随舰队出海作战的机会，采取暗杀和恐怖威胁的手段，策动公民大会废除了民主政体，而将政权移交给一个400人的寡头政体。(32)然而下层公民占据多数的舰队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开会宣布支持民主政体。(33)四个月之后，寡头政体被推翻，民主政治得以恢复。(34)公元前404年，斗争再次爆发。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军占领雅典，宣告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吕山德扶持起一个30人的寡头政体，后世称之为“三十僭主”的统治。寡头政体残忍地屠杀了约1500名民主派人士，民主派则组织武装抵抗，经过流血内战之后，才在公元前403年重建了民主政治。(35)在意识形态领域，下层阶级与富有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样尖锐。一篇写于公元前420年代的雅典、名为《雅典政制》的政治宣传册子是最好的例证。这篇短篇政论传统上归于色诺芬名下，但其作者已不可考。因其明显的政治倾向，学者们冠之以“老寡头”的称号。在这位雅典政治生活的见证者、很可能还是亲身参与者看来，民主政体之下的雅典政治完全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斗争与对立。在他的笔下，富有贵族被称为“有价值者”、“富人”、“高贵者”，而下层公民则被称为“卑贱者”、“穷人”、“大众”和“劣等人”。在册子的开头，他旗帜鲜明地写道：
    对于雅典的政体，我不赞成他们选择这种政体，因为通过这一选择，他们倾向于卑劣之人的利益，而非可敬之人的利益。(36)因此在作者看来，政体是和特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体维护的是普通公民或下层民众的利益，而不是上层阶级的利益，而他本人显然是后者的代言人。紧接着他进一步说明了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如何维护下层阶级利益的：
    一些人会说，他们不应允许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是担任议事会成员，而应该把这些权力局限在最有能力和最好的人中。但在这点上，通过甚至允许毫无价值之人发言，他们最清楚目的何在。因为如果可敬之人发言或担任议事会成员，这会对他们那类人有益，但对民众则无益。但现在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站起来发言，如果他是毫无价值之人，他会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他那类人有益的。然后会有人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民众有益的呢?”雅典人知道，尽管他无知且缺乏道德心，但他的好心比起可敬之人的坏心更有益，无论后者是多么的有技巧和明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建设理想的城邦，但却是维护民主政体的最好方式。因为民众不想在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中当奴隶，而想要自由和当家做主。他们并不太担心目无法纪，因为你所说的目无法纪事实上正是民众力量和自由的基础。但如果你要看到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你首先就会看到有能力之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然后可敬之人会惩罚暴民，自己安排城邦事物，不让那些疯子担任议事会成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并发言。无论那是多么美好，民众都会陷入被奴役的境地。(37)这段话充满了上层阶级对民众的偏见乃至蔑视，把他们称之为“暴民”、“疯子”等，但它却向我们揭示了政体和阶级以及阶级利益的密切关联。雅典的民主政体使得下层公民掌握了政权，继而维护了其利益。而在上层阶级的代表看来，民主政体是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反过来，如果下层民众丧失了政权，上层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体，则必然会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奴役下层民众。因此，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核心是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里作者并没有使用阶级一词，除了诸如“可敬之人”、“毫无价值之人”、“民众”等一些模糊的词语以外，也没有明确界定两个阶级的范围，但他所进行的却是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也许我们现在无法在他所说的两个阶级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但他本人以及当时的雅典人肯定十分清楚，政治意义上的“可敬之人”和“毫无价值之人”具体指哪两类公民群体，因此现代人眼中的模糊性在雅典人那里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