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寡头”使用的这些政治词语并不是他所特有的，而是希腊人普遍使用的，它们同样出现在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38)它们所反映出的阶级对立与斗争也充斥了古典文献。在柏拉图眼中，现实中的城邦实际上不是单一的城邦，而总是至少包含了两个城邦，一个穷人的城邦，一个富人的城邦，两者相互敌对。(39)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希腊政治生活敏锐的观察者，他在《政治学》中写道：“僭主制是一个人的统治，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寡头制是为了富人的利益，民主制是为了穷人的利益。”(40)接着他进一步解释：“对于寡头制和民主制而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是偶然的，只是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不同在于贫穷和富有。”(41)因此，城邦主要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分，而他们的利益则总是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其中哪一方掌握政权就决定了政体的根本性质。(42)民主制是穷人掌权，寡头制是富人掌权。(43)他进一步评论说，富人会竭力建立寡头政体，而穷人则会建立民主政体。(44)因此，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在民主制中，“平民领袖总是将城邦分成两部分，并向富人发起战争”。(45)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阶级分析，圣·克瓦尔和芬利都已作过更为令人信服的精辟论述，因此无需赘言。(46)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主要在政治理论层面概括希腊城邦政治，和“老寡头”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具体情况的分析完全一致：两者都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冲突看成城邦政治的核心。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但毫无疑问，他的依据仍然来自于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
    三、阶级斗争与雅典政治生活的实质由上可见，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普通公民与富有贵族阶级之间长期不断的阶级冲突与斗争，而非某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当然，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显然，古典作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十分契合，但在西方古代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法仍然通常为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47)不过，当欧伯尔宣称民众“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获得了自觉，人民业已“作为一个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利和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时，他采用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然而他非但不承认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影响，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能揭示雅典社会与政治的实质。在之前出版的一部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大部头著作中，他提出人民在意识形态上主宰了精英阶级，言下之意是说，人民对精英阶级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同时他又否定圣·克瓦尔和芬利采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对民主雅典社会政治生活的分析，认为“无论是芬利还是圣·克瓦尔，都未能完全解释普通公民和精英公民关系在雅典社会和政治生活运作中的重要性”。他还宣称，他本人的分析“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下层阶级在物质层面上没有进行公开斗争的情况下，能够成功进行社会组织的重大变革”。(48)欧伯尔的意图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他看来成其为问题的雅典城邦现实，即政治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亦即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为此他提出，在民主政体下取得政治平等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人民之所以能接受财富的不平等，是因为精英阶级透过诉讼演说和政治演说，与人民以及民主政治达成了调和。一方面，精英阶层通过演说把自己描绘成接受人民民主、甚至和人民打成一片、是人民之一员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极力说明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优越性均有益于城邦和人民，因而是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由此人民在坚持要求政治平等的情况下，接受了精英阶级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象征的方式得以解决。(49)其言下之意是，雅典的社会矛盾不是通过物质利益层面上的斗争而调和的，从而否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雅典社会与政治做出的解释。不过他的表述值得仔细推敲。实际上，他想让读者相信在雅典不存物质层面的阶级斗争，但却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这么表述。因为即使他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他很清楚，如果直接说没有物质层面上的斗争，则明显有悖于史料反映的情况，他的理论也就完全失去了说服力。因而他不得不用“没有进行公开斗争”的软弱辞令自圆其说，而这恰恰是其观点的弱点所在。不难看出，美国一面推行民主、一面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认可了财产不平等的制度和社会模式，实际上深深影响了欧伯尔对于雅典社会与政治的解读。
    认为“没有进行公开斗争”事实上意味着至少不得不承认存在不公开的斗争。但是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斗争是否公开，而在于是否存在持续的物质层面上的斗争。“老寡头”所描述的雅典政治生活现实以及亚里士多德基于近距离观察所进行的总结告诉我们，阶级利益实际上是冲突的核心。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吕西阿斯的话同样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他说道，“没有人天生是寡头派或民主派，对个人来说，只要一个政体是有利可图的，他就迫切希望这个政体建立起来”。(50)与希腊所有的城邦一样，在古代雅典，物质利益常常是政治斗争背后的实质问题，正如芬利在论述古希腊罗马城邦政治的一般情形时所说的：“总之，古代作家的看法没错，只要是穷人或多或少直接卷入的政治冲突，幕后都有着对于土地和债务问题的不满；他们所反映出的上层阶级的担忧也没错，激进的要求可能会从幕后走向前台。我认为，在民众对政体改革和选举、对政治冲突的兴趣背后，隐藏着实质性的问题。”(51)圣·克瓦尔则说得更为明白，城邦的政体之争实际上是对国家掌控权的争夺，而这一争夺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民主政治使人民得以保护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剥削。(52)雅典的下层阶级一定也认识到，民主政治不仅保障了他们出席公民大会、担任陪审员、议事会成员和城邦官员的权利，而且保障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他们在参加城邦公共活动时可获得补贴。因此，政治斗争始终直接关乎物质利益。
    另一方面，雅典民主政治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还用看似温和、但在精英阶级掌权的社会(包括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几无可能的方式，进行了财富再分配。城邦最主要的财政开支由富有公民无偿承担，普通公民则免于任何赋税。这些开支包括公共节日的活动费用尤其是戏剧演出的费用和维护舰队三层桨战舰的费用，这些费用由城邦通过一个称作“公益捐助”(leitourgia)的制度，每年指定一些最为富有的公民承担。而这一制度正是在民主政治确立后，于公元前5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53)根据戴维斯的权威性研究，在公元前5-前4世纪，承担这些支出的富有雅典公民人数从公元前5世纪的400人达到公元前4世纪的1200人。(54)虽然没有资料表明富有公民公开地集体抵制这一做法，但现存的法庭诉讼演说中记载的“财产交换”(antidosis)案例揭示出，富有公民其实不愿承担城邦的支出。(55)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公益捐助”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许多富人无力独自承担维护一艘战舰的费用，城邦不得不指定多名富有公民共同承担。(56)除了“公益捐助”外，雅典城邦并不直接向公民征收固定税收，只在遭遇战争和财政困难时，才征收临时税(称为eisphora)，但仍只向富人征税。对于这种财富的再分配，精英阶级成员十分不满，这在古典文献中屡有表达。“老寡头”就曾夸张地抱怨道：“人民不断要求为他们的歌舞、赛跑以及出海支付金钱，以使他们获得财富，因而使富人变得穷困。”(57)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抨击说，在“平民领袖”的领导之下，雅典“充满了悲哀”，“因为一些人只能向他们自己倾诉和抱怨他们的穷困潦倒，另一些人承担许多的义务，包括公益捐助和与捐助团及财产交换联系在一起的麻烦。这些是如此烦人，以至于有财产的人觉得生活的负担甚至比那些贫穷的人都要沉重。”(58)在《论性格》中，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特奥弗拉斯托斯甚至让他笔下的“寡头性格人物”控诉道：“要到何时我们才不会被公益捐助和战舰捐助弄得倾家荡产?”(59)雅典这种财政制度的政治含义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但却是我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富裕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绝不会自愿无偿耗费大量个人钱财承担国家财政支出，而让下层阶级免于税赋。事实通常正好相反，富有的统治阶级通常会利用其有利地位和政治权力攫取财富，而将负担转嫁给下层阶级。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是个极好的例子。公元前2世纪后期，鉴于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小农因失去土地而大量破产，统治阶级内部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格拉古兄弟力图改革，将国家公有地分配给农民，以挽救共和国。但此举因波及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受到他们的竭力反对，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屠杀了格拉古兄弟及其支持者。(60)如果为了维护其统治，连牺牲少部分自身利益的改革，罗马的贵族阶级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么雅典富有公民无偿承担国家财政支出的行为，就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在此，任何道德高尚或者公益心的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下层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政治迫使富有公民贡献自己的财富，用于城邦的公共支出。就是说，通过富裕的精英阶级承担国家开支这种看似温和的方式，民主政治实际上进行了比任何现代政权都更为激进的财富再分配。依此来看，物质层面上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政体争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