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处于民主政治之下的雅典，始终存在着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民主政治的生存以及普通公民对城邦统治权的掌控，都取决于对反民主势力即上层阶级进行毫不妥协的和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并非欧伯尔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它不仅是政治斗争，也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说对于城邦政体的争夺之所以成为焦点，恰恰是因为不同政体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欧伯尔不得不承认古典时代的雅典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划分，而且他甚至不得不承认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他却拒绝承认在物质利益层面存在阶级斗争，因此被迫得出结论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各种象征性方式得以调和”。(61)其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仅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他从根本上把意识形态领域和物质利益领域割裂开来。(62)这种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调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说法，实际上和他所阐述的人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拥有主导权的说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正如一位论者所说，欧伯尔的困境在于，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一样，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又因为冷战宣传的遗毒，而感到不得不“保护他们自己，以免受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可以料想到的指控”。(63)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与其孤立地看待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的诸次改革，试图从中寻找一次明确的决定性革命，不如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历史进程，转而寻找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动力。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启发性。雅典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下层阶级的统治，他们通过同在根本上反民主的上层阶级进行不断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斗争，而得以维系其统治权。这种斗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实际上不同层面的斗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的斗争必然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试图将它们分离开来是荒谬的。换言之，雅典民主政治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产物，(64)而是通过一个不断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确立起来的。毕竟，古希腊人并没有发明一个意思为“革命”的词语，但他们会立即明白斗争或者冲突的意义，因为“冲突”(stasis)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词语。这个词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包括政治竞争、斗争乃至内战。正如芬利所敏锐观察到的，“冲突”是希腊城邦政治的核心所在。(65)如果要把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起看成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它是一场不同性质的革命。它首先是一场关于如何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革命，一场将这种全新的思想付诸实践的革命，这场革命持续了至少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前5世纪中期)。简言之，民主政治产生于下层阶级针对上层阶级全方位的长期斗争，也由这种斗争所维系。如果没有这种斗争，民主政治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成功付诸实践，更不可能维系近两个世纪之久。
    注释：
    ①雅典历法中的一年跨越公历前后两年，大约起于公历上年7月初，止于公历下年6月末。如果根据文献记载只能确定事件年份，而不能确定具体季节或者月份，则无法确定属于公历哪一年，因此学术界通常标出前后两年。此处“公元前508/7年”即指公元前508年7月至公元前507年6月这一年。
    ②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C.E.:Violence,Authority, 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in C.Dougherty and L.Kurke,eds.,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Cult,Performance,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1993,pp.215-232.
    ③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C.E.:Violence, Authority, 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亦见Josiah Ober,“Revolution Matters:Democracy as Demotic Action (Response to Kurt A.Raaflaub),” 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Dubuque,IA:Kendall/Hunt,1998,pp.67-85; Josiah Ober,“'I Besieged That Man':Democracy's Revolutionary Start,”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83-104.
    ④沃尔特·埃德尔(Walter Eder)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认为雅典民主政治产生于贵族阶级的政治竞争，而非革命。参见Walter Eder,“Aristocrats and the Com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p.105-140.但华莱士敏锐地批评道，认为民众缺乏自信、尚未完全摆脱对世袭贵族依赖的观点类似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雅典保守派理想化了的家长制社会观念，他指出，“这种精英主义的家长制模式影响了现代人关于民主制起源的思考，部分是出于两方从中世纪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向现代参与制国家转变的熟悉观念，部分则是出于和某些当代社会的明显相似。(据说)在这些社会中受到践踏的民众数百年间都顺从于傲慢而独揽大权的上层阶级，使得民主政治难以发展。”参见R.W.Wallace,“Revolutions and a New Order in Solonian Athens,” 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p.71-72.
    ⑤R.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11.
    ⑥K.A.Raaflaub,“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in I.Morris and K.A.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pp.31-66; K.A.Raaflaub,“The Breakthrough of Dēmokratia in Mid-Fifth-Century Athens,”in K.A.Raaflaub,J.Ober and R.W.Wallace,eds.,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p.10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