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的有限篇幅内，《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多处记载同色诺芬存在重大差别。例如，色诺芬《希腊史》3.5.3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18.3同时记载了福奇斯人和洛克里人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色诺芬认为争端的事发地是福奇斯人与东洛克里人之间的边界，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却把争端开启的地方记载为帕纳索斯山一带；两种记载在细节上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布鲁斯(Bruce)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可能是这起事件的目击者，因此能够拥有色诺芬未曾获得的准确一手信息(19)。当然，这一看法还只是猜测而已。对色诺芬史著可靠性最严重的冲击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现存残篇同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叙述体系的高度一致性。
    关于色诺芬《希腊史》、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比较的最典型例子是三部史书对公元前395年萨迪斯(Sardis)战役的记载：色诺芬同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存在着巨大分歧；而狄奥多鲁斯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叙述体系却基本吻合，并且前者似乎存在着节编和误传后者的明显痕迹(20)。相似的结果同样呈现于色诺芬《希腊史》1.3.15、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13.66.5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5.1－2的比较中(21)。此外，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14.79.8中提到的“西顿君王”也似乎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9.2中的‘…［βασ］’吻合，暗示其材料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取自后者的(22)。这样一来，《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对色诺芬作品权威性的挑战便凸显出来了。尽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本身的内容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但以其记载为基础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虽在从前只被视为凌乱的二手材料堆砌，却保存了一种同色诺芬《希腊史》差异巨大的，同属于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叙述模式(23)。如果卡特里奇等人关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较色诺芬《希腊史》更接近“修昔底德传统”，从而也更加客观、可信(24)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狄奥多鲁斯这一叙述体系就有理由取代色诺芬的史书，成为当代学者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这段历史时首选的参考材料，希腊史的部分篇章就存在着从头重写的必要。布鲁斯在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所做的注疏中写道：“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狄奥多鲁斯史料来源的优秀质量，我们就应当对他记载这一时期的史著中有别于色诺芬的部分给予更多的尊重。正如阿卡梅(Accame)所说的那样，对公元前411－386年间历史进行‘彻底修正’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了……”(25)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修昔底德撰史传统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自身价值的一种误解。
    三
        笔者认为，在探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与修昔底德传统的继承关系时，部分学者走进了一个误区，那便是将“修昔底德传统”当成了近现代历史科学中客观主义叙事标准的同义语，忽略了古典史学、包括修昔底德自身作品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个性化特征。事实上，修昔底德传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题材选择标准、个人独特经历、历史观和文字风格彼此结合的产物，其个体性特征与作为古代条件下客观主义史学传统典范的特点其实是同样突出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修昔底德声称，自己要对亲身经历过的和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史事都加以认真核实，绝不轻信或盲从。他承认，这对于他而言是一项“艰巨的工作”(26)。但他同时也坦率地指出，想要字句不差地记录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演说实在是过于困难了；他在很多情况下的处理办法是，按照讲话者对论述问题的看法和当时身处的情境，运用符合特定场合的语言将他们的言论“创作”出来(27)。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现代的史学标准的，而且也很难用古典时期缺少记录讲话内容的客观条件来加以解释。因为如果修昔底德意识到这种做法对所记述史事真实性的破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去创作这些演说词。事实上，对于修昔底德而言，虚构的演说恰恰是他探求真理的工具，因为这些文字包含了对历史情境、历史规律的分析。他接下去写道：
    “很可能，由于我的记述中缺乏奇闻逸事，它听起来将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只要那些具备清醒头脑，既看到业已发生的事情，又明白它们有朝一日完全可能以同样或类似的方式再度发生的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益的，那对我来说就已足够。”(28)可见，修昔底德求真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核实史事；他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是，通过对史实的准确把握和对事物来龙去脉的深刻分析，概括出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从而对后世读者有所警示(29)。他在第三章中冷静地评论道：“陷入党派之争的希腊诸城邦忍受着诸多痛苦的折磨，这种事情定期反复发生着；并且只要人性不变，情况就将永远如此，尽管其程度和表现形式会因情势的不同而多少有所差异”(30)。在修昔底德眼中，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人类历史是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件的(31)。作为这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的亲身参与者，他有条件也有义务将这场大战所揭示的人类社会运转规律提炼出来，使之流传后世。他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就跟他在第二章中详细记录亲染瘟疫的症候一样，是为了让后人尽可能地预先掌握相关知识并加以防范(32)。现代医学实验的价值依赖于实验条件的完备、药品与样本的纯度和观察记录的精确；而修昔底德对社会运转规律的概括与解释也要以史实的可靠性为前提。因此，只要历史过程的记述是准确可靠的，虚构的演说词对修昔底德追求的最终真实并无妨害，甚至可以成为他深入剖析人世规律、政体优劣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便利工具。
    另一方面，尽管修昔底德声称自己不会利用趣闻轶事来取悦读者，他的作品在文字风格方面却是刻意求工的，因为这是在古代条件下使自己的历史作品成其为不朽的必然要求。缺乏文学价值、无法引起读者(或听众)兴趣的史著在传播和影响力方面必然会受到致命的限制，其警世与垂范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当代学者已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修昔底德史著的文学色彩(33)，而身处相近文化背景下的古代评论家对此更是早有深刻认识和评述。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在《论修昔底德》一文指出，修昔底德的叙述风格是值得敬佩和仿效的，他的作品是崇高风格、优美语言和修辞技巧相结合的完美典范(34)。他在《致阿姆涅乌斯(Amnaeus)的第二封信》中深入研究了修昔底德在用词方面的创新与求变(35)。他还认为，自己推崇备至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的修辞风格在很多方面就是得自于修昔底德的(36)。这些赞美充分说明了修昔底德在文字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
    要之，修昔底德的求真精神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追求有着自身的创新色彩和进步意义，特别是初步具备了史学科学化和对史料进行严格筛选、批判的，古代条件下的客观主义史学意识，其学术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然而，修昔底德传统并非追求史学客观性的唯一道路，更不是现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同义词。当代学者对是否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的问题尚无统一认识；而无论如何，恐怕没有哪位当代史学家会简单地认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一个孤立事件中是可以概括出支配整部文明史的总规律的。而修昔底德虚构演说词和追求修辞学效果的写作方式更是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明显烙印，他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孤立历史事件中提炼出颠扑不破的历史永恒规律的信念则更多地代表了他个人的独特看法。他的求真标准与19世纪以来强调“如实直书”的现代客观主义史学原则不能完全等同，我们也没有理由强求色诺芬等后代史家一定要对修昔底德的这种极具个性化特征、在某些方面也值得商榷的史学传统亦步亦趋。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学仍处于草创阶段，而从后世潮流来看，古典史学恰恰是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的：色诺芬及后来的古典史家们运用不同的体裁、题材、史观和文字风格，创作出了众多具有重大史学价值和历史影响的古典史著。诚然，他们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但我们很难同意，所有取得成功的后世史家都是修昔底德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因此，是否严格遵循修昔底德的写作传统并不能作为我们评判希腊史学作品优劣与可靠程度的唯一标准。即便《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在写作风格方面确实较色诺芬更接近于所谓的“修昔底德传统”，我们也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前者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性必然高过色诺芬的作品，其记载中所包含的大量细节必然是能够经受现代史学评判标准的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