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狄奥多鲁斯叙述体系的对立面和参照物，色诺芬《希腊史》同修昔底德传统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古典学界普遍认为，色诺芬《希腊史》是对修昔底德作品的续写。这种观点的最初基础来自两条史料。首先，色诺芬《希腊史》现存文本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在此之后()”，(37)显然是接续某段文字而来的。不过，后文叙述的内容虽在时间上紧接修昔底德的第八卷，但从逻辑上看，同修昔底德的文本直接连接起来还略显牵强。(38)另一条更具影响力的材料来自公元3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他在《明哲言行录·色诺芬》中写道：“有一种说法声称，通过发表修昔底德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史著，他(色诺芬)使得前者闻名于世，并且色诺芬自己也有可能使用了修昔底德的作品。”(39)事实上，这条史料也是缺乏绝对意义上的说服力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声明自己的材料来自道听途说，并且他只说色诺芬“有可能使用了修昔底德的作品”，并未承认《希腊史》全书都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美国古典学者亨利(W.P.Henry)在仔细研究了《希腊史》的文本后指出，《希腊史》前两卷的文本特征同后五卷存在显著差别，(40)但我们并无理由确定色诺芬《希腊史》的前两卷是对修昔底德著作的自觉续写。(41)英国学者格雷(Vivienne Gray)则认为，甚至连所谓的续写部分同后五卷之间的截然差异也是后人夸大的结果，《希腊史》全书通篇都保持了色诺芬的典型写作风格。(42)笔者认为，无论《希腊史》的前两卷是否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我们都没有理由主观假设，色诺芬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效仿修昔底德的写作套路。4世纪拉丁史家阿米亚努斯·马赛里努斯的《罗马史》旨在续写塔西佗的《编年史》，但这部史书却展现出了鲜明的、有别于前者的文风。同样，在晚期古典教会史的传统中，苏格拉底(Socrates)和索佐门(Sozomen)都续写了优西比乌斯的作品，但也没有仿效文字特征的明显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典批评家的理论体系中，色诺芬不但没有被视为修昔底德传统的继承者，而是作为与修昔底德并存的另一种传统而受到赞扬的。
    在《致涅乌斯·庞培乌斯》(Letter to Gnaeus Pompeius)中，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色诺芬的史著在主题、语言等方面的模仿对象是希罗多德，并不是修昔底德。色诺芬在布局谋篇上善于把握史事断限，叙事清晰流畅，而修昔底德却恰好在这方面暴露出了明显的弱点。(43)他在仅存残篇的《论模仿》一文中同样指出，色诺芬效法了希罗多德的史著结构和道德论倾向(44)，而另一位史家斐利斯托斯(Philistos)才是修昔底德传统的模仿者(45)。狄奥尼修斯的论断表明，在古人的观念里，色诺芬的撰史风格同“修昔底德传统”间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如果从题材和史观的角度看，色诺芬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创作一部内容基本仅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作品，(46)并且他本人便是战争中许多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色诺芬试图创作的却是介绍全希腊在某一时间段内概况的历史，在古代社会的信息流通速度和资料保存条件下，这意味着他是根本无法全面效仿修昔底德的史料批判方式的。修昔底德可利用亲身经历或当事人的口述去创作其史著中的大部分篇章，并对史料来源进行具体的、甚至是现场的核实；而色诺芬选择的题材就决定了，他通过亲身经历得来的信息只能在全书中占据相对较小的篇幅，而作品的其他部分则要依赖二手史料和对这些记载的判断、取舍与整合。而如果我们对《希腊史》和《长征记》两部历史作品进行综合分析，就会清楚地看到，虽然色诺芬并未在著作中刻意强调修昔底德式的史料批判原则，但他对亲历史实的叙述却是同样严肃和细致的。因此，机械套用修昔底德式的史料批判标准去衡量色诺芬史著价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同时，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史观着眼点也存在着重大分歧。修昔底德关注的是战争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政治体制的优劣、利益冲突的根源、外交体系的运转、财力支持的保障、疫病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他重视的主题。作为哲学家和苏格拉底的门人，色诺芬在史著中关心的是作品的教育和警世意义，(47)历史事件中折射出的人性与美德，社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体现出的道德风尚，将领指挥艺术的成败得失，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在同修昔底德的叙事内容、模式相差更远的《希腊史》后五卷中才反映得最为充分。(48)这种分歧是两人世界观、历史观中存在的个性化差异，并不能反映双方史著水平的高下。从当代客观主义史学的标准来看，如果说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的过誉和对伊帕密侬达的漠视反映了他的立场偏见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否定、对克瑞昂和亚西比得人格的贬低及对支配历史机械规律的盲目信仰也并不是无可指摘的。在史著的侧重点和关注点上，色诺芬同修昔底德传统把握的是历史的不同侧面；修昔底德执著于对社会永恒演化规律的深入探索，色诺芬则留意于对历史事件所反映的道德风尚和时代精神的概括提炼。这种差异是由双方的选题、阅历、史观和性格差别所决定的。两部作品都为古典希腊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并不能仅从史学风格角度出发，对它们进行简单、武断的优劣评判。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和安提丰(Antiphon of Rhamnus)的史书以优美见长，但在吸引力方面略逊一筹；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和色诺芬的史作引人入胜，但在美感方面不及修昔底德(49)。当代学者格雷则评价说，如果我们抛弃现代人的偏见，按照色诺芬的史观和思路去理解《希腊史》的话，我们便会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精致与生动(50)，以及全书保持的统一风格和深刻思想性(51)。总之，笔者认为，色诺芬的《希腊史》确实在题材、侧重点和文字风格上有别于“修昔底德传统”，同时也的确存在着不容否认的缺陷与偏见，但它仍然无愧于古典希腊史学杰出成就的代表。它对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的希腊历史进行了全景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历史状况的最早的和最为系统的解释模式，并通过其思想的深刻性、史料的丰富性和文字的生动性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几乎完整地保存至今，其在希腊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必然是已面目全非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和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所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