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过，即便《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无法在史学贡献与原创性上彻底超越和取代色诺芬的《希腊史》，它是否仍然如布鲁斯等人所说，通过继承、模仿修昔底德的客观主义传统而成了在古典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流史著与值得当代史家充分信赖的史料来源呢？(52)笔者认为，从现存残篇的内容来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仅仅模仿了修昔底德写作格式与体例方面的皮毛，并未真正领悟和效仿后者客观主义撰史原则的核心精神。
    当代学者们认定《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为修昔底德传统继承者的证据主要有三条。首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似乎直接提及了修昔底德的名字；其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采用了修昔底德将每一年分成冬夏两季的编年体例；再次，开罗手稿和佛罗伦萨手稿的内容在时间上非常接近于修昔底德著作的结尾段落(53)。笔者认为，以上三点都是作品形式方面的论据，充其量只能证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并不能说明这部著作在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上也成功地秉承了修昔底德的治史原则。
    首先，从撰史目的和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评论上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并未承袭和真正理解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经常被修昔底德“创作”出来，借以分析历史形势、总结历史规律的演说词，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数量可观的残篇中从未出现过(54)。同样，《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也从来没有在描述历史事件之后对它们发表过评论。他在叙事过程中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详细分析也并不多见，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便是7.2－4中对希腊各邦组成反斯巴达同盟的原因分析。
    在这段篇幅较长的分析性段落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试图分别解释雅典人、阿哥斯人、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反对斯巴达的理由。他认为，雅典人之所以反对斯巴达，是受了城邦里的两个政客，埃皮克拉底(Epicrates)和克法鲁斯(Cephalus)的挑唆，这两个人一向“想让城邦卷入战争”(55)；阿哥斯人和彼奥提亚人痛恨斯巴达人的原因是因为后者“将他们的仇敌奉为上宾”(56)；而科林斯人反对斯巴达也只是出于感情上的仇恨(57)，但其政治家提摩拉奥斯(Timolaus)却是出于个人私怨才要对斯巴达开战(58)。作者最后总结说：“他们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为了法纳巴祖斯和贿金才痛恨斯巴达人的”(59)。
    从形式上看，这段分析近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中对争端起因的剖析，似乎带有模仿前人作品的痕迹；但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观察的细致性却远逊于修昔底德的名著。修昔底德先对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史进行了整体回顾，又对双方开战前的内部利益关系做了细致分析，最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结论：雅典与斯巴达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势力的膨胀和斯巴达人对此的不安(60)，而其直接导火线则是科林斯与科西拉两个城邦间的偶然冲突。随后，修昔底德又通过“创作”拜访斯巴达的科林斯使节(61)和雅典公民大会(62)上政治家们发表的战前演说词，进一步阐明这场战事何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必然性正是修昔底德苦苦寻找的历史规律和至高的真实。相形之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作者根本无意于从对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中提炼出关于军事活动、商业往来和外交斗争的任何历史规律，其史识未免显得简单幼稚；他没有看到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因素，没有展示斯巴达、其他希腊城邦及波斯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体系运转过程，而只用政客活动、情感好恶甚至私人恩怨去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与交兵。这种分析所反映的历史观很可能是十分浮浅的。
    在史料的取舍和考证方面，我们缺乏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进行具体评判的文本证据。在现存的残篇中，作者既未阐述自己的信息来源和对史料进行筛选的一般原则，也极少提供可供同除色诺芬之外的其他公元前4世纪史料进行核对的文字内容，并且也没有交代他的个人身份和在其叙述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只能对他所提供史料的价值持保留态度。无论如何，《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现存残篇涉及的主题已经比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庞杂得多。它不仅讲述了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明争暗斗，还记载了小亚、彼奥提亚、福奇斯等地的军事、外交活动，甚至还对罗得岛民众发动的政治暴动和彼奥提亚诸城邦的政体模式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不可能从头至尾仿效修昔底德传统的史料筛选原则并主要依靠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获取史料信息；其作者对史料的处理恐怕难以超越色诺芬等人以二手史料为基础的编纂模式。
    文字风格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另一块短板。虽然该书的作者跟修昔底德、色诺芬一样，都使用阿提卡方言进行写作(65)；但绝大多数相关研究者都承认，这部作品的笔法较为干涩，残篇中的词汇极其贫乏(66)。完成《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第一部中文译本的郭霞也指出，这部著作的文字是“枯燥乏味难以引人入胜”的(67)。更为严重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缺乏明晰的逻辑思路，经常插入严重离题的句子和段落，令读者产生一种支离破碎、不得要领的感觉(68)。与修昔底德被狄奥尼修斯盛赞的用词多样性(69)相比，《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单一的词汇、句式运用几乎显得幼稚、粗糙和令人难以卒读。比较典型的是作品12.1－3中的叙述段落：
    “……在当地等待三天之后，阿格西劳斯率领军队前往大弗里吉亚地区……将波斯人集结起来之后，提萨法尼斯尾随着他，保持数斯塔狄昂的距离……穿过吕底亚平原之后，阿格西劳斯率领军队……”
    在短短数行的篇幅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连续三次重复使用了“主语＋表示动作结果的分词＋主句”的简单搭配结构，这显然是文笔相对逊色、写作技巧掌握不够纯熟导致的结果。可以想见，在上述史观指导和文字水平支撑下完成的历史作品的质量和生命力恐怕是难以同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的成熟史作相提并论的。
    可见，《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并没有成功地模仿修昔底德的史观和风格，其作者对后者客观主义史料筛选原则的借用也只是无法证实的和很难成立的猜想。那么，这部作品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修昔底德传统”呢？笔者认为，这种借鉴主要在于作品的史料来源与格式体例方面。
    首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似乎直接引用了修昔底德的作品，尽管我们拥有的证据还较为模糊。残篇2.32中有“”的字样。到目前为止，古典文献学者们普遍认可引文中的修补方式，认为残篇所指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8)。此外，残篇7.4中有“如前所述”()的说法，有学者认为，这或许说明他曾引述过修昔底德对塔索斯(Thasos)地区民主制度被推翻过程的记载(69)。这些证据最多只能证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读过修昔底德的历史作品，并引用了书中若干段落的记载内容，并不代表该作者继承了修昔底德传统中的精华部分。
    其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忠实继承了修昔底德作品按照冬夏两季划分时间段的编年体例模式。残篇9.1中写道：“……以上是希腊世界在那一冬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到了夏初……第八年的开始……”。类似地，残篇16.1中也记载道：“在这个夏天，彼奥提亚人和福奇斯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这种时间计算方法同修昔底德的作品不谋而合，体现出了明显的模仿、继承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