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兼并城市在1525年革命被镇压后表现得最为充分。恩格斯指出：“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19)诸侯如此行事，其邦国又怎么能够被称为“近代早期国家”呢？
    二、百姓共和国具有近代色彩，并不是乌托邦在诸侯建立领地邦国时，也是德国的下层民众进行联合和酝酿起义的时期。布瑞克告诉我们：“萨尔茨堡农民用起义来回答向他们征收双倍的圣职授受税；在韦塞瑙、舒森利特和圣·不拉森(St.Blasien)修道院领地上的暴动是对增加的强制性征税的反抗；维腾堡‘穷康拉德’起义是对新公爵的森林政策的反应。”(20)德国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1524-1526)，其人数达到十余万(一说三十万)，可以说是对贵族和诸侯肆意压迫的最好的回答。
    对德国农民战争，绝大部分政治家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做出许多不同的解释。恩格斯称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为“欧洲第一次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大决战”；(21)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革命的群众运动”；(22)而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则称它为“普通人的大革命”。(23)还有一些人，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那样，仍拘守着兰克提出的“自然事件”的观点(意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此来反对德国农民战争是一场政治革命的观点。所幸大部分现代历史学者并不持有此种观点。
    在现代历史学者之中，布瑞克的解释是最受关注的。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起因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农业秩序危机。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战争。布瑞克既关注农业危机的影响(如农民和贵族为争夺产品分配额的斗争)，又把这场革命引申为一场由百姓建立近代国家的斗争。他这样论述1525年革命的目标：“农民战争是通过社会政治关系的革命性转变来克服封建主义危机的一种努力。这场革命的推动力量不是农民一类的人物(他们在各种怨情和要求被系统地陈述的最初阶段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而是普通人。(24)革命的社会目标，消极地说是废除特殊社会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而积极地、用1525年的语言来说是‘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从这些社会目标中产生了革命的政治目标：在小邦中，形成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在大邦中，形成一种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这两种政治形式的基本原理都完全取自福音书和公社的选举原则。尽管如此，革命的军事失败还是导致了1525年之前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固定。这是通过各地几乎普遍减轻农业的经济负担、通过更强有力的司法保证以及通过将农民政治权利固定化来取得的，也是通过统治者对社区宗教改革的镇压而得来的。”(25)但需要注意的是，布瑞克是在政治近代化的框架中研究农民战争的，这种学术趋向，反映出当前德国农民战争研究的最重要的特点。换言之，农村经济秩序改革只有在政治的近代化(农民以代表身份参与领地政治决策)实现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布瑞克有一句常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我们将农民最主要的目标视为重组领地政体，如果我们的判断不错的话，那这只是再一次证实我们的发现：即早些时候在领地国家这一层次上获得政治经验的农民，最易清楚地表述政治概念。”(26)但是，普通人革命的目标，主要不是走议会道路(即农民争取参与领地议会的机会，进而改组领地政体)，而是建立百姓共和国。换言之，活跃于德国农民战争中的起义者领袖闵采尔、盖斯迈尔、海尔高特等人的建国方案，才是1525年革命者的最终目标。如果把这个根本目标仅仅归结为“乌托邦式的理想”，那么，就很难阐明革命的真正性质。布瑞克是这样表述的：这些“计划超越实际生活状况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废除一切社会和政治传统的要求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各支农民军不能在‘神法’的意义上达成共识，而且还因为革命政治思想常常被现存等级制度的具体细节所羁绊。”结果，“少数几个非凡的设想--米夏埃尔·盖斯迈尔、巴尔塔扎胡布·迈尔(Balthasar Hubmaier)、托马斯·闵采尔以及汉斯·海尔高特(Hans Hergot)的方案通过表现一种对福音要求和‘神法’内容的绝对确信，通过彻底拒绝调整革命目标以便与任何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而克服了由以往经验所产生的局限性”。(27)即使仅仅摘录匿名作者撰写的《致全体德国农民大会书》中的一段话，也能够了解百姓共和国的方案并非是乌托邦，(28)而是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的：
    诸侯或领主，炮制残暴的法律和法规，错误地进行统治，这意味着他们背叛了天上的主人上帝。他们成了一群狼，一群狡猾的怪兽，不断地在穷人身上堆积新的负担。今年临时加派一种税，明年这个摊派就被固定了。这是大多数的所谓的义务之所以会有一个“古老的传统”的缘故。利用伪造的文书，他们居然宣称这是上帝给予他们的权力，以至于穷人必须为他们的产业劳动。于是，我们必须日夜操劳，风来雨去，白白地流汗。神不宽容巴比伦的囚徒，我们被迫去干活：割草、制作牲口草料、犁地、种亚麻、织亚麻布让他们穿，采草莓、收割胡萝卜和芦笋。上帝救我们，这是前所未闻的！他们对穷人的掠夺已称得上是敲骨吸髓，而我们却不得不承受这所有的一切！骑士、决斗者、赌徒和贪食者在哪里？他们把自己撑得比呕吐的狗还要多。而我们穷人呢，却还不得不纳税、偿还高利贷，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连面包、盐、油脂也没有剩下，而这正是我们抚养妻子和小孩的必需品。他们给宗教团体的小小布施并不能改变上帝对他们宣扬剥削有理论的诅咒。为什么这些残暴的贵族和疯子们有权向我们征收赋税和酒税，把本来属于公共财库、应该用于整个地方的财产随意挥霍掉？如果有谁胆敢对他们进行抱怨，他们就像处置罪犯那样处罚这些人：严刑拷打、砍头和分尸。贵族的慈悲心还比不上野兔和疯狗。(29)这部文献成稿于1525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间，从文体上看，像是某位起义军领导人在南部德国农民起义军全体会议上的讲演。1956年，施美林提出闵采尔的好朋友汉斯·胡特是可能的作者。(30)德国历史学家布塞尔隆认为可能的作者是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博士和克里斯托夫·沙佩勒尔博士，这两个人是慈温利教派的信徒和西南德国农民的领袖。(31)但据威廉·戚美尔曼在其1843年出版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闵采尔也可能是其真正作者。戚美尔曼书中提到了闵采尔撰写的《应该如何统治》，内容与《致全体德国农民大会书》十分接近，其文也分成了十一章。戚美尔曼云：“这份小册子是在纽伦堡付印的。其中每句话都是闵采尔的风格和闵采尔的语言。”(32)尽管闵采尔撰写的《应该如何统治》是否就是《致全体德国农民大会书》，或者前者是否是根据后者修改而成的，现在都已无从考证。然而，这两个文件内容上惊人相似，可以确认即便《致全体德国农民大会书》的作者不是闵采尔，也是在闵采尔的影响下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