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专营体系中各种交易主要是用铜币结算的，铜币通胀压力势必会对专营制度产生冲击。对于这种冲击，政府由于能够通过制定和调整原材料收购价格和产成品零售价格(62)减少损失，而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则无能为力。而且，通胀环境下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加速劣币驱逐良币(63)的过程，这无疑会导致民众手中的铜币价值进一步缩水。由此，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普通民众在整个托勒密埃及专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银行是随着货币金融体系被引入托勒密埃及的，我们在之前的叙述中已经提到了它在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在这里需指出的是，这一金融机构在被引入埃及以后，其性质和职能发生了一定变化。(64)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王室银行在托勒密埃及专营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上，具体表现为：第一，王室银行是专营体系中各种货币交易的结算中心。这里涉及的交易包括各地原材料收购款项的拨付、雇工工资的发放、罚金的征缴以及专营产品销售款的收取。第二，王室银行是专营体系中还扮演着仓储中心的角色。原材料和产成品会在这里进行集中、存储和分散。第三，王室银行还是专营收益的中转站。各地的专营收益都会经由王室银行输送到亚历山大里亚。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通过这种变化，银行这一希腊式的机构被融入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之中，成为专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同时，这种变化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希腊式经济机构能通过自身变化与嫁接在法老专制体系之上的专营制度形成完美的对接，使深受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的专营制度能保持其希腊特色。
    同样融入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之中的希腊式机构还有竞标机构。当然，它的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在托勒密埃及，竞标机构是政府出售专营特权的场所。在通常情况下，政府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竞标机构拍卖某一专营产品在各诺姆的专营权，获得专营权的承包商又在各村镇的竞标机构拍卖零售权，而后获得零售权的零售商才将货物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65)三、托勒密王朝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勒密王朝既没有直接借用法老埃及时期神庙的专营体制，(66)也没有完全照搬一些古希腊城邦的专营模式，而是融合埃及传统因素和希腊因素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专营制度。在笔者看来，这种融合是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根据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所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自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化世界便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之中，托勒密王朝经常处在战争状态或所谓的“武装和平”状态之中。为与塞琉古王朝争夺叙利亚地区，(67)托勒密王朝需要建立强大的陆军，其中就包括为数众多、需要支付工资的雇佣兵，(68)还涉及红海沿岸今埃塞俄比亚地区捕获大象，以对抗塞琉古王朝的战象。(69)为应对来自马其顿的威胁，托勒密王朝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70)同时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地区扶植反马其顿势力。(71)此外，托勒密王朝统治者还需要用大量驻军维持其海外属地，并通过大量赏赐来维持军队的忠诚。(72)所有这些开支都数额巨大，且许多都是用货币支付的，因此，除其他收入来源外，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需要通过专营制度尽可能多地敛取财富，还需要将货币体系引入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中，以增加货币收入。
    为尽可能多地谋取收益，托勒密王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增加经济产出，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专营产品产销过程的监管。就前者而言，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显然满足于法老王权所拥有的经济权力，并认为古埃及人设计的土地经营方式是最有效的方式，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经济回报。(73)就后者而言，相比希腊较为松散的经济管理模式，埃及旧有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而且，由于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托勒密王朝对埃及人居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监管只能主要依靠当地的村长和村书吏。不过，地方财政官的设置显示出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对希腊经济管理模式也有所借鉴。它的职能与希腊市场监理(74)的职能类似，只是在融入埃及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过程中增加了更多内容。地方财政官的设置是对埃及旧有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有效补充，也有助于马其顿人、希腊人对埃及人居住的广大乡村地区的直接监管。此外，政府对橄榄油产销过程的监管值得额外的关注。虽然《托勒密二世时期油专营敕令》(75)并没有提及橄榄油问题，但考虑到这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主要发生在马其顿人、希腊人聚居区，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对这一产业的监管很可能借鉴了希腊模式。
    除应对外来威胁外，托勒密王朝统治者还需要考虑王朝内部的政权稳固问题。在托勒密埃及，移居到此的马其顿人、希腊人构成了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基础。这部分人或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前就已到此定居，或是随移民潮从希腊移民过来，或是退役军队、退休官员及其后裔，(76)在人口数量上占托勒密埃及人口总数的10%左右，(77)绝大部分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迈伊斯等城市以及法雍等希腊人聚居区。对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是政权的拥护者、国家政策的支持者、希腊式经济机构的运转主体、希腊文化的承载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军队的主要兵源。(78)因此，统治者需要在经济上照顾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提供高职、高薪的工作以及一些经济特权，(79)并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向他们倾斜。专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统治者的这种倾向。在专营产品的产销体系中，马其顿人、希腊人或占据管理职位，或拥有专营产品承销权(零售许可)；而埃及人大多从事专营产品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对于这样的分工，用沃尔班克的话说，这不是因为东方人缺乏竞争力、不愿服务，而是由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想要享受战利品的坚定决心。(80)除马其顿人、希腊人群体外，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的政权稳固还有赖于埃及本土祭司集团的支持。自亚历山大始，马其顿人对埃及的统治都是通过继任法老这一传统习俗来维系的。托勒密一世将亚历山大的防腐尸体运回埃及，以显示自己是亚历山大的合法继承人。而当他在埃及称王时，他也自然成了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在他死后，托勒密二世继位为埃及新的法老，并沿袭古埃及法老的做法宣布他的父亲为神。(81)显然，他们的这些举措都旨在继承法老的权力，通过神权加强自身的王权。(82)但若想真正成为埃及人心目中的法老，他们需要寻求宗教支持，需要像亚历山大一样得到埃及本土祭司集团的认可，以确立其“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地位。为此，他们恢复了对被波斯人藐视的古埃及诸神的崇拜，(83)并给予神庙财政上的支持。(84)相应的，在构建专营制度时，他们需要考虑在最大限度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尽量不损害埃及本土祭司集团的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