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与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新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政府档案的解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冷战史的研究逐渐建立在多国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这也是中国学者应当努力追求和积极利用的研究方法。
    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互证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解密有关历史档案的过程中，都按照“保护国家利益”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原则，决定是否公开有关历史档案。事实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国家利益”和“个人隐私”的理解又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有关同一主题的历史档案在某个国家不予公开，而在某个国家则可能解密。运用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本文所说的“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6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1946-1960年》、《国务院机要中心档案1945-1969年》，以及在《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数字国家安全档案》等数据库中所见的解密文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陆续公开的24批《战后外交记录》；《英国外交部有关日本和战后远东的档案1952-1980年》等有关解密档案。本文所说的“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新课题”指的是，在上述解密档案中反映出来的新资料尚未被国际学术界所发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首先，关于亚洲太平洋岛屿主权争端问题。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地域纠纷特别是领土主权方面的争端格外突出。这些争端大体上可以分成为两种类型。其一，由于东西方冷战而使一些统一的民族国家被人为分裂，如朝鲜半岛形成朝鲜与韩国的并存与对立，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对峙、印度支那地区南北越南的并存与对立。中美关系的改善，拉开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序幕，但并没有改变相互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两个区域，紧张与缓和这两种趋向仍然交替出现，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越南战争的终结结束了南北越南并存与对立的局面。统一后的越南出兵柬埔寨，却使印度支那地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动荡之中。其二，亚洲太平洋岛屿主权争端，包括日俄关系中的“千岛群岛和库页岛问题”、日韩关系中的“竹岛、独岛问题”、中法日关系中的“南海岛屿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始终局限在双边关系的范围以内。美国政府在炮制《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将这些问题直接与东西方对抗联系起来，使双边关系中的领土主权争端演化成多边关系当中的问题，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上，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在《雅尔塔协定》中的承诺，转向炮制“千岛群岛、库页岛地位未定”。在竹岛、独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政府由最初的同意将竹岛、独岛划归韩国领有，转向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删除有关条款。在琉球问题上，则使其从中日关系中的问题转变为美日关系中的问题。最初，美国政府决定对冲绳群岛实行战略托管的目的，本来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出现才使美国政府将冲绳群岛纳入其亚洲太平洋沿海岛屿防卫体系。1971年，美国政府正式将冲绳的行政管辖权返还日本政府，同时还将中日两国存在争议、但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政府。美日关系中的“冲绳地位问题”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因此被突出，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在南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领有权，同时又接受法国的要求，将“斯普拉特利岛(Spratly Island)”由特指一个南海岛屿变成泛指所有南海岛屿(Spratly Islands)，从而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南海岛屿主权归属中的矛盾发展起来。亚洲冷战时期形成的这些领土主权争端并没有随着亚洲缓和局势的出现而缓解。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惟其如此，才使得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地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仍然残存着相当浓厚的冷战时代的结构特征。因此，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亚洲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揭示东亚地区冷战的结构、特质及其发展方向。
    其次，关于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程的认识与对策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引起美日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末以来，美国政府率先公开有关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绝密档案，从而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美国与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的研究热潮。然而，作为中国的近邻同时又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日本政府究竟是怎样认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呢？美日两国政府究竟是从何时起交换有关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绝密情报并协商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这一重大事态的？美日两国选择的对策，对美日关系和亚洲冷战局势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美日两国的最新解密档案表明，在1959-1969年期间，美日两国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并根据各自的情报来源作出判断。直到1963年1月9日，美国政府才向日本详细通报其掌握的绝密情报。这些精确情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后来的判断。尽管美日两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就其认识逻辑来说，越低估中国核武器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意义，势必越重视中国研制核武器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美日两国对华政策与美日两国相互关系领域的问题才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核不扩散政策。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域构筑起相当完备的核武器攻守体系。当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直接摧毁中国核设施、美苏联合清除中国核能力、向日本转让核武器等对策构想以后，美国最关注的是怎样防范中国研制核武器可能在日本引发的连锁反应和怎样利用日本的科学技术能力对抗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日核保护政策与对日宇宙空间技术援助政策紧密相连。日本政府自觉地选择了将依赖美国核保护和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作为抵销中国研制核武器影响的重要手段。美日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建立的核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在宇宙空间技术领域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不仅抵销着中国研制核武器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影响，而且强化着美日安保体制。这种态势意味着亚洲冷战进程呈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美日安保体制发展的机制，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华政策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