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东方外交史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进展，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有的学者精于细密的考证，有的长于宏观的分析，使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尝试新方法，推出新成果，在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明显的进步，理论范式、概念使用以及分析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创新，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快速发展的可喜势头。有的学者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出了国别外交史研究的局限，在时间和空间上接长了自己学术的产业链。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在传统史学受到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其他历史问题未有新的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东方外交史可能成为未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6.确立了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的基本框架。不解决外交史撰纂的体系问题，就容易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的堆积，把历史看作杂乱无章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与根本动力。就外交史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纂体系。所以，构建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可能要重新考虑以往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反思，如何发挥东方学者的长处和东方古籍材料的优势，重视使用近年考古发掘材料和档案材料，以及如何摆脱外交史编纂中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影响，等等。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但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经过剖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东方的治史实践。总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东方国家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巨大的历史变革，应该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过去的历史，用全球视野撰写包括全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外交史。
    二、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研究重点与努力方向正如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仍属于古老历史学科中年轻的学科一样，东方外交史又是我国世界史中的年轻学科。虽然我国史书很重视外交活动的记载，有丰富的材料，但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学术研究，把它提升到关注人类社会命运并命名为“东方外交史”，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就现有学术成果来说并不多，特别是在创建、引进、吸收甚至改编外交史著作方面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此外，原创性的东西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还没有出现为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和领军人物。
    我们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提取和发现那些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选题。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的兴衰更替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在今天看来只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够的了，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文明交流互动的成功经验予以总结，根据中国本土的史观与努力，对以往外交的理论、实践与外交模式作出概括与总结，发挥以古筹今的功效；除了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外，还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开展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国别外交，把大国外交作为重点，真正体现大变革时代外交活动的全球性、区域性和丰富性的特征，探索撰写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东方外交史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注释：
    ①陈奉林：《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东亚区域意识的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屠杀研究的新趋向张倩红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关于“大屠杀”(Holocaust，也称纳粹屠犹)的沉默被打破，七八十年代形成研究高潮，从而形成一门以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为对象的学科。截止到2000年，已经出版的大屠杀研究著作达600多种(不包括回忆录)。①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大屠杀时代”(Post-Holocaust Period)的研究持续高涨，一大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热衷于研究源于大屠杀并影响到后大屠杀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目前就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主要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向。
    一、大屠杀研究的“记忆转向”
    大屠杀作为发生在现代世界的大惨剧，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是难以抚平的。随着对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开展，势必触及有关这场创伤的记忆问题。当前大屠杀研究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史的转向，其重要体现为记忆史学的运用。具体来说，这股思潮主要受到法国记忆史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犹太裔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七卷本《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出版以后，有关民族历史记忆的研究便成为一项国际性议题。随后，由法国学者亨利·鲁索(Henry Rousso)出版的《维希综合症：自1944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与记忆》②，探讨了二战后法国人对维希政府态度的转变，其中关注了犹太人问题。
    然而，真正对大屠杀进行文化史研究的先驱是美国学者詹姆斯·E.杨(James E.Young)，他在《记忆的结构：大屠杀纪念碑及其内涵》一书中，③对德国、波兰、以色列、美国等地的大屠杀纪念馆进行了比较分析，阐释了这些纪念馆与大屠杀的关联性及其所反映的不同历史记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的西比尔·米尔顿(Sybil Milton)的《合适的记忆：艺术与大屠杀纪念物的政治学》，着重从大屠杀纪念物的艺术形式出发剖析其所蕴含的记忆特征。④此后，记忆史学逐渐进入大屠杀研究的主流。近十多年来，有关大屠杀记忆的论著不断涌现。美国学者约翰·K.罗斯(John K.Roth)与伊丽莎白·麦克斯维(Elisabeth Maxwell)主编的《为了未来的纪念：种族灭绝时代的大屠杀》第3卷的标题即是《记忆》，给予记忆主题在大屠杀研究中的特殊地位。⑤另一位美国学者阿伦·明茨(Alan Mintz)在《大众文化与美国大屠杀记忆的形塑》中，揭示了大屠杀影视艺术对于强化美国大屠杀记忆的重要作用。⑥值得深思的是，在后现代视域下，犹太学者或者非犹太学者以大屠杀为个案来建构记忆史学，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是什么？首先，“大屠杀记忆”代表的是过去被人们所压抑、所忽视的东西，这些创伤记忆即便没有实证主义、“学科化史学”的基础，也应当进入“公共历史领域”。对大屠杀时代的复原与反思，体现了记忆对历史的积极建构与修补功能。其次，以大屠杀为典型个案，建构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道德反思语境。学者们认为，大屠杀作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性遗产”，已不是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人群中的“特殊事件”，而是需要由全人类共同担负的罪恶，是世界各国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历史。⑦美国学者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和以色列学者内坦·施茨内德(Natan Sznaider)分析了大屠杀对建构“世界性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的独特作用，特别肯定其在明晰道德规则、呼唤人性回归方面的启迪与警示作用。⑧内坦·施茨内德还以大屠杀的美国化为例，研究少数族裔超出民族国家的记忆形式所表现出集体身份认同对全球记忆的孕育。⑨这些从不同层面剖析大屠杀记忆全球化的研究，旨在说明“全球性话语”不是伪命题，“全球性记忆”绝非空中楼阁。
    然而，对于记忆在大屠杀研究中的过度运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有关大屠杀的话语及利用已经成为一种产业(Holocaust industry)，其目的是为以色列的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进而作为犹太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通行证。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腐蚀了大屠杀记忆。⑩2009年以色列学者曼弗雷德·格斯滕菲尔德(Manfred Gerstenfeld)出版了《大屠杀记忆的滥用：歪曲与回应》，分析了西方世界对大屠杀记忆的八种滥用，认为保存大屠杀记忆与抵制大屠杀记忆的被滥用同样重要。(11)二、“目光向下”与民众角色的凸显与“记忆转向”几乎同步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屠杀学者将研究视角由单一的政治精英转向更为多元的普通民众。以往的大屠杀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三帝国的国家战略、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生存空间论，以及纳粹帝国的战争机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等等。但就整体而言，以往研究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大屠杀发生原因的民众视角。基于此，大屠杀研究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换，学者们由先前的“蓄谋派”(Intentionalist)与“功能派”(Functionalist)之争(12)转向分析德国普通民众在大屠杀中的作用，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集体罪责的承担者”。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在其引起激烈争论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民众和大屠杀》中认为，大屠杀是整个德国民族的计划，是德国民众内心最深层的渴望。(13)作者在书中指出，许多德国人并不支持纳粹政权，但他们却积极参与屠杀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屠杀犹太人不是为了纳粹主义，而是为了德国。纳粹施行的一系列迫害犹太人措施，包括大屠杀，都有德国民众的广泛参与。该书以犀利的笔锋起诉整个德国，严厉拷问了全体德国民众的人性。在该书基础上，许多学者围绕这一命题进行了辩论，形成著名的“戈德哈根争论”(Goldhagen Controversy)(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