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于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在1960年1月美日两国政府签署的《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双方将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将在日本的安全或远东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时，应任何一方的请求进行协商。”同时，日本首相岸信介与美国国务卿赫特在关于《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六条实施规定的换文中确认：“美军在日本的部署、装备有重要的变更时，及从日本出动作战(不包括根据本条约第五条规定而采取的行动)而使用作为基地的日本国内设施和区域时，与日本政府进行事前协商。”应该说，《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四条和日美双方关于该条约第六条实施规定的换文，只是原则性地约定了日美两国政府必须进行“事前协商”的三种事宜，并没有明确阐述“远东”的范围和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1998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档案解密以前，国际学术界在探讨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时，主要依据美日两国政府首脑的言论来加以论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解密以后，国际学术界主要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NSC5516/1文件执行情况报告，1960年5月3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第446次会议，1960年6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6008/1文件，1960年6月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为国务卿出席国会听证会而准备的证词，“远东地域委员会”于1966年9月21日起草的文件残件《第五章：美国在日本本土和琉球群岛基地权之比较》，1969年4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5号》(NSSM5)的会议记录等史料，间接地论证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始终没有日本政府方面的解密档案加以验证。直到2010年3月，日本政府才解密有关档案。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1960年1月6日藤山爱一郎与麦克阿瑟大使在东京签署的秘密文件《关于事前协商制度的讨论记录》(Record of Discussion on Consultation Formula)。它表明美日双方曾经达成了秘密谅解：“当发生对驻韩国联合国军的武力攻击时，为反击这类武力攻击，在联合国军统一指挥下的驻日美军可以未经事前协商立即采取军事作战行动。”因此可以说，在有关美日安保体制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上，只有依靠多国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揭示美日两国政府秘密外交的过程及其影响。
    当然，除上述新课题以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越南战争的关系，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五国于1971年1月签署的《五国防务协定》，1967-1976年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进程。这些问题反映了欧洲冷战与亚洲冷战的相互关系。因篇幅所限，作者愿另作申论。
    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陈奉林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体、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基本素材的研究趋势。我们开展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是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向我们提出的崭新课题，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向世界。世界各国急需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急需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外交。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历史发展的路径。回顾近年的实践，我们对东方各国与地区既有的历史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与思考，既注意到各国交往的纵向发展，也注意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东方外交史。现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作一总结与评估，好的方面要加以坚持和发展，不足的方面要加以改进与提高。
    一、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1.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对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内涵及理论方法的明确认识。2006年10月，外交学院联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和《世界历史》编辑部，在外交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专题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东方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获得了对东方外交史问题的深层次认识，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2009年9月、2010年7月、2011年10月和2012年9月，分别在澳门大学、辽东学院、重庆西南大学和四川大学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反映良好。2013年10月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先后五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国内已经形成线索分明、体系完备和条理比较清晰合理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框架。
    2.作为研究成果，我们推出了代表中国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水平与动向的几部论文集与论文。国内第一部东方外交史专集《东方外交史之发展》已经于2009年由澳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第二届“东方外交史”研讨会论文集《东方外交与台湾》也已出版(澳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研讨会论文集正在出版中。一些论文也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学者对外交史构建的总体思考①。它们自觉地运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展现了中国学者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成果。
    3.突破传统外交史的政治史旧框架，将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纳入外交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外交史多是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基本上是记述和叙事，缺少分析和深层次考察，这是最大的不足。我们已经尝试突破单纯的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关注国家与地区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力图在编写内容、体系上有所突破。近年的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中国人的史观，研究内容空前地丰富起来。重新审视和思考外交史，是当前东西方关系以及东方国家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的体现。现在，世界大国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所有重大国际问题都有中国的参与和作用。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误解、曲解的地方太多了，也太久了。我们现在有能力为当今社会提供一部信史和良史，尽到学者的责任。
    4.加强了国际间的横向联系，从单一的国别外交史研究走向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我国的外交史研究长期受苏联历史编写的影响，除了以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外，就是对国家间的横向联系关注甚少，这恐怕与苏联所处长期的冷战国际环境有关。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力图突出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互动，从整体上把握东方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只有如此，才能反映当今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映人类历史运动的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