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同样是一部讨论二战期间德国集体罪责的著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戈德哈根的思路，运用翔实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纳粹主义、种族战争与经济意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纳粹将从富人、犹太人及占领区掠夺来的资产不仅用于支撑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着力提高德国公民的经济待遇，以此换取德国人对大屠杀的默认与合作。与其说希特勒利用了普通民众在《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心理，倒不如说是普通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实质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被元首描绘的蓝图和提供的福利所打动，成了他的志愿合作者。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希特勒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15)的观点。
    第二，从“漠不关心”到“消极同谋”。英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通过解读纳粹德国不同机构编写的关于“民众情绪”(mood of the people)的报告，分析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民众对待“犹太问题”的态度。他在《希特勒、德国人和最后解决》一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德国民众远非以前研究中所认为的对“犹太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大量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德国民众优先关注的是物质性因素，诸如工资待遇、物价水平、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不公等。正是对犹太人命运的漠不关心构成了大部分德国民众的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通往奥斯维辛之路虽然以仇恨为基础，但却是由漠不关心铺就的。”(16)由“漠不关心”所产生的“道德冷漠”(moral indifference)是当时德国民众中普遍流行的态度。
    以色列历史学家奥托·德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及其学生阿隆·罗德里格(Aron Rodrigue)把“漠不关心”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们考察1941-1942年的纳粹机构报告后认为，“漠不关心”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缺乏关注，这在使用范围上极其有限，并不能全面传达复杂的民众意见，因而主张用“消极同谋”(passive complicity)来代替“漠不关心”。
    第三，“德国民众的盲从主义特征”。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德国民族性的角度来解读大屠杀，尤其关注德国民众的盲从主义特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Klaus P.Fischer)。他在《德国反犹史》中指出，纳粹统治时期是一个高度集权与全面战乱的年代，后人确实无法全面地勾画当时德国民众的群体心理，也无法准确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完全接受了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因为憎恨、谬见、非理性等心理状态是很难被量化的。(17)但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足以说明，德国社会各阶层在野蛮的屠犹浪潮的冲击下均未能维护其文明理性的价值观，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德国民众把对犹太人的歧视当成了一种社会规范，这一点正是促成大屠杀发生的根源性因素之一。费舍尔还特别分析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大屠杀的推波助澜。
    综上所述，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影响下，近年来的大屠杀研究超越了早期的问题意识与单一化的思考路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记忆史学”的转向与“民众视角”的引入对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广作用，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推进了研究的纵深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大屠杀研究者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民众心理的观察、边缘群体的关注等方面的研究，致使大屠杀所关涉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更好的阐释，并且在研究思路与话语表达上切合了后现代史学的本质。
    注释：
    ①详见唐纳德·尼维克、弗朗西斯·尼科西亚：《哥伦比亚大屠杀指南》(Donald Niewyk & Francis Nicosia,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Holocaus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373页。
    ②亨利·鲁索：《维希综合症：1944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与记忆》(Henry Rousso,The Syndrome: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詹姆斯·E.杨：《记忆的结构：大屠杀纪念碑及其内涵》(James E.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四比尔·米尔顿：《合适的记忆：艺术与大屠杀纪念物的政治学》(Sybil Milton,In Fitting Memory:The Art and Politics of Holocaust Memorials)，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约翰·K.罗斯、伊丽莎白·麦克斯维编：《为了未来的纪念：种族灭绝时代的大屠杀》(John K.Roth & Elisabeth Maxwell,eds.,Remembering for the Future:The Holocaust in an Age of Genocide,Vol.3:Memory)第3卷，纽约2001年版。
    ⑥阿伦·明茨：《大众文化与美国大屠杀记忆的形塑》(Alan Mintz,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赵静蓉：《全球化话语与历史记忆：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⑧丹尼尔·利维、内坦·施茨内德：《全球化时代的大屠杀与记忆》(Daniel Levy & Natan Sznaider,The Holocaust and Memory in the Global Age)，费城2006年版。
    ⑨内坦·施茨内德：《犹太记忆与世界秩序》(Natan Sznaider,Jewish Mem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Order)，剑桥2011年版；乌尔里希·贝克等著，刘倩、杨子彦译：《全球化的美国？--全球化的文化后果》，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⑩诺曼·芬克尔斯坦：《大屠杀产业》(Norman G.Finkelstein,The Holocaust Industry:Reflection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伦敦2000年版。
    (11)曼弗雷德·格斯滕菲尔德：《大屠杀记忆的滥用：歪曲与回应》(Manfred Gerstenfeld,The Abuse of Holocaust Memory:Distortions and Responses)，耶路撒冷2009年版。
    (12)前者认为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势力从一开始就计划歼灭犹太人；后者认为对犹太人的歼灭决策形成比较晚，尤其是最后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是在种种外部因素所迫下决定的。参见罗尼·兰道：《对大屠杀的研究：议题、读本与文献》(Ronnie S.Landau,Studying the Holocaust:Issues,Readings and Documents)，伦敦1998年版，第153-154页。
    (13)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著，贾宗谊译：《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民众与大屠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4)韦勒：《戈德哈根争论：苦恼的问题，学术失败与政治维度》(Hans-Ulrich Wehler,"The Goldbagen Controversy:Agonizing Problems,Scholarly Failure,and the Political Dimension")，《德国历史》(German History)第13卷，1997年第1期，第80-91页。更多关于“戈德哈根争论”的情况，详见罗伯特·桑利编：《不情愿的德国人？戈德哈根争论》(Robert R.Shandley,ed.,Unwilling Germans? The Goldhagen Debat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吉奥夫·伊雷：《戈德哈根效应：历史、记忆与纳粹主义--直面德国的过去》(Geoff Eley,ed.,The Goldhagen Effect:History,Memory,Nazism-Facing the German Past)，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格茨·阿利著，刘青文译：《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16)伊恩·克肖：《希特勒、德国人和最后解决》(Ian Kershaw,Hitler,the Germans,and the Final Solution)，耶鲁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7)费舍尔著，钱坤译：《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