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波尔廷年代记》是关于加洛林后期法兰克的年代记，因为发现于圣波尔廷修道院而得名。其内容所涵盖的时期是830-882年，正好接续了《法兰克王室年代记》的内容，是有关9世纪法兰克的重要资料，尤其它是详细记载了秃头查理时期西法兰克所发生的事件，正好与反映东法兰克历史的《富尔达年代记》相呼应。年代记所叙述的内容大部分是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教皇的信件和各种会议记录。该年代记最具特色的，是密集地记载了来自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维京部落的攻击。在9世纪，维京部落沿着塞纳河、洛尔河和莱茵河上溯，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并劫掠了加洛林修道院。当时修道院有大量的不动产，而且当国王们与维京人达成和解协议需要支付款项时，往往由修道院支付账单。在841年之后，只有874年和875年没有相关的维京人活动的记录。该年代记还特别记载了一个叫做罗斯(Rhos)的维京人部落，这是有关该部落的最早记载。该部落可能是早期俄罗斯人。据年代记记载，这些人在838年访问了君士坦丁堡，由于返程时害怕遭到马札尔人的攻击，他们与拜占庭的使节一起出发，希望得到法兰克的同意途经德国返回。在国王的皇家驻地，“当皇帝仔细询问他们前来的原因时，他发觉他们属于瑞典民族”。[8]
    从上面所列举的加洛林时代的重要年代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年代记的一些特点。首先，年代记基本上不是官方所编纂的历史，而主要出自个人或民间，而且主要的编纂者基本上都有教会背景。之所以如此，当然同当时教会人士是社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阶层有关，也同教会普遍认为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上帝的启示有关，跟同年代记起源于复活节表的现实有关。其次，我们看到年代记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的年代记基本上是在时间表上简单记事，继而叙述的事情越来越多，每一事件的叙述越来越详细，年代记也就从一个基本上不具备历史功能的形式变成了书写历史的重要形式。另外，年代记的事件记录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很少有对事件本身的评价。尽管不同的作者可能记述的重点不同，但是很难看出个人的观点和倾向性。也正因如此，一部年代记可以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完成，而且一部年代记可以完全照搬与其所记载年代重合的其他年代记的内容，不做任何变更或批评。尽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年代记缺少了历史的批判精神，但是它们仍然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些看似零散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加洛林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其按照年代顺序记述的方式，对我们复原当时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了解历史转折时期关键事件的作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它不加分类、事无巨细兼收并蓄的风格，为我们了解当时多面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场景。
    三、编年史：多视角的欧洲历史呈现加洛林时期不但出现了年代记这样的编纂历史的形式，而且也广泛出现了编年史的题材，并出现了大量的著作，全面反映了当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历史。
    编年史题材也不是加洛林时期的创造，因为在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编年史，如攸西比乌斯、奥罗修斯等的编年史。就本质上而言，基督教的编年史是总体史，描绘上帝如何在时间中实现自己的意志。编年史和年代记一样，都与时间密不可分，这个词本身就是来自希腊词汇chronikos，意思就是“属于时间”或“有关时间”。而且，编年史的起源和发展直接和年代记的发展有关。年代记主要是当代人所记录的每年的记录。编年史更加全面。它通常是基于一个或多个系列的年代记而总结成更长时期的历史，然而却保留了年代记严格的年代安排。一些记录的事件也许发生在编年史家自己所在的时期以前，这就需要综合不同年代记中的记录，从而获得更加全面和完整的故事。
    在加洛林时代，有些编年史明显继承了早期基督教编年史的风格，将编年史和神干预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加洛林帝国衰落的阶段，面对混乱的现实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人们开始写作世界史，由于在上帝计划中的加洛林帝国处于危机，某些加洛林历史学家着迷于帝国序列的概念：加洛林帝国是否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延续，或者完全是一个新国家。随着查理曼之后加洛林帝国受到许多麻烦的困扰，当代人特别希望找到合适的答案，它不仅能够使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更好的理解，而且也指示他们未来的命运。[1]104当然，对加洛林帝国是否延续了罗马帝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肯定这种连续性，如圣高尔的诺科特(Notker of St.Gall)以及维也纳的阿铎(Ado of Vienne)的《总体编年史》(Universal Chronicle)。一派否认这种连续性。如助祭保罗的《罗马史》。普鲁姆的修道院长雷吉诺(Abbot Regino of Prum)则从另一层面否认两者的连续性，认为曾经强大的加洛林王国的衰落恰好证明了天意和所有世俗国家的暂时性。最正确和永恒的是基督教的教会，它的命运不依赖于任何特定帝国的命运。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分歧，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他们编纂历史的目的，都与早期基督教编年史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就大多数中世纪编年史而言，还是与早期基督教编年史有很大的区别。这时候的编年史作者有些人所记载的是某种经历，有些是地方史的个人叙述，有些人则保留了某个修道院的记录，反映其内部的生活和外部的联系。同样，一部编年史会记录某个特定城镇所发生的事情，如有关伦敦、佛罗伦萨、热那亚和科隆的著名年代记。因此，他们很少人有早期编年史家的整体史眼光，也不太在意自己的风格，缺乏系统性的神学教义理论，只有最著名的编年史才会上升到地区或国家记录的层面，才会冒险叙述欧洲国际间的事件。[9]66因此，中世纪的编年史和早期基督教编年史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的年代记的扩大。
    比较而言，这时候的编年史更加缺乏历史意识。作者处理古代过去的历史时并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而是根据中世纪社会的趣味来解释它；在处理比他们的时代早的中世纪时期时，他们也不能进行精确的辨别，他们没有能力区别他们使用的各种材料的价值。只有在处理自己的时代，尤其是作为所描绘事件的目击者时，才能比较好地分辨事物的曲直。甚至在这方面他们也具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偏见和倾向，因为大部分编年史家都是僧侣，他们的记述只是代表了僧侣的观点和僧侣的解释。他们也不太关注题目和主题，因此，他们的作品都不加区别地叫年代记或编年史。尽管如此，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记载形式之一，编年史还是广泛记载了当时发生在各地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都纳入了编年史家们的视野，编年史家也在各地兴起，从而展示了比年代记更加丰富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