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马帝国西部的圣物崇拜相并行，罗马帝国东部的基督徒把崇拜的对象集中在圣徒(也包括耶稣、圣母及天使)的画像和塑像上。实际上，圣像崇拜和圣物崇拜的原理是相同的，二者均来自这样一种基本认识：物质对象可以是神圣威力的寓居地，这种威力可以通过与神圣对象的身体接触来获得。例如，基督教圣餐礼上经过祝祷后的面包被认为具有了基督的神力，当信徒吃下它时，他们实质上是分吃了基督的真正肉体，同时也就分享了基督身上的神力。这种圣餐“变体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成为圣像崇拜和圣物崇拜的共同的理论依据。公元八九世纪的圣像崇拜者自我辩解道：圣像是“不识字者的书本”，虽然它不能够被直接阅读，可是它能够教给朴实的乡民有关基督教的信息，因此它能够被崇拜、被亲吻、被用心来拥抱。愚笨无知的民众常常无法阅读和理解圣经真理，但他们却能够为圣像所吸引，因而能够从圣像中学到教训。(18)其实，利用圣像来唤起未受过教育的民众的宗教感情，这的确是教会当局坚持圣像崇拜的初衷。7世纪初期的神学家列安提乌斯(Leontius of Neapolis)曾打比喻说：一个爱自己妻子的人见到妻子的衣物时，会感到亲切，甚至会亲吻它；一个爱上帝的人见到基督的画像时，自然也会感到亲切，因而产生亲吻它的冲动。(19)那么，为什么圣徒崇拜在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会分别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两种形式？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正确把握从古代向中世纪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社会发展态势的根本差异。当时罗马帝国两部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原罗马帝国西部世界的古典城市纷纷衰落，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乡村化，许多城市贵族退避到乡间别墅和城堡。众所周知，根据罗马人的传统，以城区为核心的城市，与以城郊为起点的农村，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是灯红酒绿和生机勃勃的活人世界，而后者则是枯燥、沉闷和乏味的死者世界，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死者必须被埋葬在城墙以外的郊区，居住在乡下的居民，便常常与死者的坟墓为伴。由于城市的凋敝和人口向城郊和乡村转移，原先以城区为中心的城市文化迅速消亡，墓区逐渐发展成为人们进行崇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新的中心。如果以前的城市居民主要是通过对强有力的公民社会的诸多政治诉求来获得一种人身安全感的话，那么如今，各自分散的农村居民便只能通过乞求死者英灵的庇护而获得安全感了。这就解释了从帝国晚期开始，作为死者中的杰出代表的圣徒及其遗物为何受到如此高度的尊崇。与此相反，在东部地区，由于城市在公元3世纪危机及蛮族进攻的压力下仍然维持着昔日的繁荣，城市文化实际上并没有被农村文化所取代，包括绘画和雕塑在内的古代艺术不是连同城市一起衰亡，而是以一种基督教圣像的独特形式继续得到发展。因此，中世纪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圣像崇拜，不过是古代希腊罗马绘画及雕塑艺术在中世纪社会的延伸。
    二、作为基督徒庇护者的圣徒从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进入了全面危机阶段。频繁的战事迅速扩大了军队的权力，皇位成了军事领袖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作为军团傀儡的皇帝们，已经丧失了对帝国政局的有效控制，整个社会机体的紊乱由此而生。库蒙特先生在抨击此时的社会弊端时可谓一语中的：“有如此之多的和不应有的痛苦，有如此之多的不正义和未受惩罚的罪恶……没有任何现世的希望能够使生活快活起来。腐化的官僚制暴政窒息了政治进步的任何企图；科学似乎耗尽了力气，再也无法发现未知的真理；艺术陷入了发明的贫乏中，只是沉重地重复着过去的产物；日益贫困和总体上的不安全长期打击了进取精神。如下思想到处蔓延：人性被不可救药的腐败所毁坏，社会正走上解体之路，世界末日正在来临。”(20)其实，库蒙特所描述的这种时代苦难才刚刚开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长达六个多世纪的政治动荡中，上自贵族下至一般民众均一直在经受着战乱的祸害。他们除了采用一种全新的聚居方式以求自保之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上帝。由此可见，此时基督教信仰的流行及圣徒崇拜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在基督教官方化之后，世俗君主虽曾被看做是上帝的代理人；可是，在随后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当中，依靠强有力的君主及其廉洁官员来行使各种社会功能以确保社会正常运作的希望既然已经落空，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了上帝的另一位更为强有力的代理人--圣徒。
    在罗马共和时代，社会上就曾广泛流行着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庇护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保护者”(client)，通过习惯或自己的意愿，接受比自己强大的“保护者”(patron)的保护。保护者除了向被保护者提供政治庇护之外，还向其提供包括土地和救济物在内的经济支持；作为回报，被保护者则须向保护者提供政治忠诚和服务。最初的被保护者一般都是穷人，包括不受城市法律保护的外国人，被释放的奴隶，因各种原因脱离了父权管辖的儿子、私生子，等等。他们寄生在有权势者的门下，成为后者政治上的支持者和佃户。(21)进入帝国时代以后，企求自保的公民庇护制与社会渗透力十分强大的元首权力之间难免要产生正面的冲突，在皇帝立法的干预下，庇护制日益淡出历史。可是，从3世纪起，罗马的社会危机从根本上破坏了帝国既有的政治秩序，混乱当中的民众不得不再一次寻求强有力的庇护者以求自保。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交叉点上，基督教圣徒崇拜应运而生，圣徒遂成了民众的新的庇护者。
    圣徒崇拜继承了罗马共和时代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双边关系：圣徒要为信徒提供保护，信徒则须向圣徒尽忠诚义务。稍有不同的是：罗马世俗的庇护关系只存在于双方在世时，而圣徒庇护制则从双方生前一直延续到其中一方死后。由于圣徒崇拜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形式，信徒对圣徒的忠诚义务便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宗教虔诚，主要包括：定期交纳教会什一税，按时参加崇拜活动，经常向圣徒祷告和悔罪、积极朝圣，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义务，将有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信徒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灾难和不顺遂，均在不同程度上被理解为对其玩忽职守的惩罚。而圣徒则被要求对于信徒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有效的保护。在从古代向中世纪转变的历史时期里，蛮族的侵扰一度成为广大信徒安定生活的最大祸害，因此，圣徒在世时或死后带领民众抵御蛮族的蹂躏，便成了当时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例如，高卢圣徒杰马奴斯(Germanus，约375-446年)在世时曾经两次进入不列颠，用祈祷帮助那里的人们击退了撒克逊人和皮克特人的进攻。(22)又如，8世纪中叶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斯图姆(Sturm)，曾经带领和组织当地民众有效地抵御萨克森人的掠夺。(23)根据莫米格里亚诺先生的说法，由于蛮族一般都是异教徒，对异教徒的斗争，往往被直接看做是基督所率领的天军征服撒旦所率领的魔鬼的战斗，蛮族开始被妖魔化，于是，圣徒驯服魔鬼，便成了他保护信徒的重要形式之一。(24)这一说法是有文献依据的。据里昂人康斯坦修斯的记载，圣杰马奴斯所居住的修道院附近，有一座大庄园的房屋中经常闹鬼。在众人的一再恳请下，杰马奴斯出面驱鬼，经过他的祷告，鬼终于露出了原形--原来它是一具死后没有获得埋葬的罪犯的尸体。杰马奴斯命人把这具仍然戴着镣铐的尸体埋葬后，庄园里的屋子遂恢复了往日的平静。(25)据阿尔钦的记载，有一家农户常年遭受恶鬼的骚扰，恶鬼在夜间趁家人入睡之机捣毁家具和伤害小孩。主教维里波洛德(Willibrord)用祷告和喷洒圣水的手段把恶鬼从该农户中赶了出去。(26)安塔纳修斯告诉我们，圣安东尼(St Antony，约251-356年)在决定放弃世俗生活离家修道之后，魔鬼便成为他的最大敌人。他们“常常在他的心头激起对财产、金钱和亲人的依恋和对荣誉的追求，并警告他践行美德和进行劳作的困难、身体疾病和冗长时间的难熬；魔鬼甚至化装成女人来诱惑他；魔鬼还常常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怪物来恐吓他”。安东尼则通过守夜、祈祷和斋戒，并凭借其对于上帝的坚定信仰，击退了魔鬼的一次次进攻。(27)大格列哥里也向我们讲述一个有关圣徒智斗魔鬼的故事：有一名修女因偷吃了莴苣而受到魔鬼的折磨，魔鬼使她腹部剧痛，并把她摔倒在地。这时，修道院院长艾奎修斯在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正好与魔鬼打了一个照面；魔鬼在院长面前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院长则以极大的愤慨命令它离开这位上帝的修女。魔鬼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中魔的修女恢复如初。(28)这些所谓的“魔鬼”，实为蛮族异教徒的蔑称。(29)从这些半虚构半神话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印象：其一，魔鬼无处不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蛮族势力对于罗马故地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其二，魔鬼怕圣徒。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基督教的思想中，魔鬼是死亡的天使，既然圣徒在上帝的恩宠下战胜了死亡，代表死亡的魔鬼自然在圣徒面前要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