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督教的学说，由于耶稣以受难作为代价为人类赎了罪，死亡便不再是人类不可征服的敌人，如今死亡虽然在生理上仍继续存在，但它在信仰的领域里已经被彻底超越。圣徒的死是其进入永生的起点，因此，他们的神异能力在其死后不仅不会受到削弱，相反，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一点也许是基督教圣徒与古代英雄之间的最大差异。希腊罗马的英雄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只维持于其在世期间，英雄一旦死去，其身上的神异能力便连同其尸体一起腐烂消散。而对于圣徒们来说，其死后的神异能力却正是连结死者世界与生者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纽带。除了上述所举的治疗和驱鬼神迹之外，其他类型的神迹也屡屡发生于圣物或圣墓上，所有这些神迹正是圣徒在死后继续对这个世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凭据。据说，维里波洛德死后，由于他的躯体过于高大，为他准备的大理石棺材无法容纳他，人们正在发愁之际，棺材却自动变长变大，直到能够装上尸体为止。(48)圣徒罗伊(Loye)在死后下葬之前，已经被剃光了胡子和头发。可是后来在迁葬时，人们挖出他的尸体，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头上长出了头发、嘴边长出了胡子。(49)童贞女圣娅加莎(St.Agatha)安息于西西里岛的某个地方，据说此地火山经常喷发，殃及附近民众。人们只好取出娅加莎的圣骨，放置在火山口上的火焰之前，火焰立刻神奇地消失了。(50)其实，在早期基督徒看来，圣徒死后所出现的神迹，对于彰显圣徒的死后荣耀而言，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因而就更加弥足珍贵。据《黄金传奇》记载，有一名妇人犯了许多罪，她把这些罪均记录在一张单子上，其中一条是极大罪恶。她拿着单子去见巴西尔(stBasil，约329-379年)，要求这位“上帝之人”为她向上帝请求赦罪。于是巴西尔为她祷告，事毕，妇人打开单子，看到自己的其他罪行都被涂掉了，唯独那条大罪没有删除。妇人要求他再次为其求赦，巴西尔表示无能为力。不久后，巴西尔去世，这位妇人在为他哭丧时，不小心把罪单掉落在棺材上，她捡起来打开一看，她的大罪已经被删除了。(51)我们尽可以对该故事的真实性提出高度质疑，可是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真伪本身。因为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圣徒在世时只能赦免一些小罪，而一旦死去，便与上帝分享了神性，因而便能够赦免大罪。
    虽然圣徒在生前死后均有非凡和神异的表现，但这些权能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圣徒既然来自凡人，他便与古代的英雄一样，也具有人所共有的弱点，例如圣徒有时候会受魔鬼的欺骗。据《黄金传奇》载，在爱德华统治时期，英格兰圣徒阿尔法齐(Alphage)被丹麦异教徒逮捕入狱，在狱中有魔鬼化装成天使引诱他走出监狱，他被带到一个找不到出路的泥潭里。假天使突然消失，他困守于泥潭，只好吁请上帝。上帝立即派天使引导他回到监狱，天使告诉他，上帝命令他必须为信仰而殉道。(52)圣徒身上的弱点，还常常体现在其荒诞的前半生，以便与其圣洁的后半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圣方济各(St Francesco Bernardone，约1181-1226年)年轻时是一名唯利是图的商人，过着骄奢的生活，后来是上帝降临在他身上的一场大病纠正了他，把他改造成了一名新人。(53)公元2世纪，埃及赫利奥坡里城的高级妓女优多克西娅(Eudoxia)，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有一夜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堂和地狱的情景，于是幡然悔悟，受洗入教，并随同30名修士一起进入沙漠修道。她先前的一名姘头追到沙漠来找她，力劝她返回城里，受到毅然断绝，最后死于图拉真的迫害，成为一名女圣徒。(54)活跃于5世纪中叶的埃及人玛丽曾是一名妓女，生性好逸恶劳，夸饰虚荣。有一天，她欲进入教堂受阻，从此洗心革面，遁入沙漠修道达47年之久。死后部分遗骸被带到欧洲，存放于圣彼得大教堂内，据说极为灵验。(55)9世纪时的舍博恩主教阿瑟尔(Asser)记载了一个发生于英格兰的故事：伊德伯加(Eadburga)是麦尔西亚王国的一名公主，与西撒克逊国王贝尔提克(Beorhtic)结婚，婚后她开始以其专横和邪恶在宫廷中制造是非，受到普遍憎恨。她捏造罪名迫害贵族和教士，并误杀了自己的丈夫。最后这个邪恶的女人后悔不迭，在法兰克人的修道院里度过了悔罪的余生。(56)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圣徒在世时犯普通人所常犯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她)最终朝着成圣的道路迈进，其先前的过错和蠢行就可以一笔勾销。这种传统显然与福音书中“浪子回头”的寓言是相适应的。
    四、作为世人道德楷模的圣徒众所周知，古代希腊人的道德标准与共和时期的罗马人相类似。根据厄尔先生的研究，标准的罗马道德实际上是一种纯世俗的政治道德。在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看来，个人的德行和家庭的利益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取得一致，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为国家服务的一系列伟大行为当中，人生成功的标志是“职务、声望、美德、荣誉和与生俱有的天才”。如果个人的行为没能导致公共的成就，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是善行而只是恶行；拒绝在公共生活当中担任角色的公民，不仅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且使自己的家族(包括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遭受亵渎。总而言之，真正的罗马人应该具有这样的抱负：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雄辩家、最勇敢的将军，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公共事务，同时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元老，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57)然而，这种曾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罗马道德，却被后来的基督教圣徒完全颠覆了。与希腊罗马人相反，最初的基督徒把拒绝与异教政府的合作看做最大的美德之一。在罗马帝国时期，兵役与赋税一起成为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基督教运动作为披着宗教外衣的人民抗议活动，最初常常是以拒绝服兵役开始的。例如，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有一名叫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的青年拒绝服兵役，屡经劝告无效，最终被处以死刑，死后被追认为圣徒。(58)另有一名叫马尔切鲁斯(Marcellus)的军人已经被提升为百人队队长，可是当整个军团被命令欢度异教节日时，他拒绝服从，公开宣布不再为皇帝服役，终被处死。(59)著名主教马丁曾经是一名军人，当皇帝朱利安命令军团前往高卢去执行一次战斗任务时，马丁决定退出，他对皇帝说：“我一直是你的战士，现在我要成为基督的战士……既然如此，我便不被允许为你去战斗。”(60)基督徒之所以拒绝服兵役，不仅是因为帝国军队中充斥着异教的崇拜和迷信，也不仅是因为战士们正在为一位异教皇帝和一个异教政府去战斗；更为内在的原因是，最初的基督徒认为军事生涯自身与基督有关“爱”的教导格格不入。既然耶稣把爱的对象由邻人扩展到敌人，用杀戮和暴力来对付自己的同类显然有违以德报怨的基督精神。
    早期基督徒拒绝与异教政府合作的另一种形式是走出都市，到荒山野岭或沙漠地带去修道。最初的修道运动，实际上是对政府当局的一种抗议和不合作运动。到了4世纪末以后，随着基督教官方化局面的形成，等级森严的教会体制也逐步确立起来，修道运动遂由对异教政府的抗议转变为对体制化教会的抗议。尽管教会当局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致力于把民间自发的修道运动纳入教会的管理轨道上来，而且这一努力最终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某些出类拔萃的基督徒，仍然把远离世俗世界、过上离群索居的苦修生活当做一生中最为高尚的宗教实践之一。这种宗教追求对于世俗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的圣徒传记作者总要把圣徒品德与苦修生活联系起来。苦修生活的原始模式是由隐修士安东尼塑造出来的。据说，他在沙漠修道时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夜；吃的极其简单，有时每天吃一餐，有时每隔两天一餐、甚或4天一餐，唯一的食物是面包和盐，唯一的饮料是淡水；他有时睡在一张灯芯草席上面，不过有一半时间睡在赤裸的地板上。(61)圣马丁在成为主教之前也曾是一名苦修者，他只身居住在一个孤岛上，以草根为食，差一点中毒而死。(62)圣杰马奴斯只吃自己辗磨的大麦面包，从来不吃小麦面包，也从来不沾酒、醋、油、豆、盐等物；终年只穿一件内衣和一件外袍，直到破烂不堪。(63)13世纪的女圣徒马格丽特(Margarel of Cortona)在加入方济各修会之后，更是用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摧残，为了彻底告别自己耻辱的前半生，她常常用刀子截刺自己的身体，甚至企图割破自己的鼻子和嘴唇。(64)虽然这些极端的禁欲主义行为在新约的正典当中找不到任何理论依据，但早期的禁戒派异端则的确以持守极端化的苦修生活为特色。古代和中世纪的修道运动，很可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接受了这些异端思想的影响。整体而言，西欧中世纪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条件相对恶劣的社会，饥饿、灾难乃至死亡总是与人民大众形影不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确非常需要那些能够忍饥挨饿和经受住各色各样生活磨难的模范人物，以便得以在惊涛骇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某种生活的坐标。这也许是圣徒们极端的苦修行为为整个社会所崇尚的主要理由。